专家认为，一些官员应对北京道路交通问题上的失误决策负责

　　如果单双号限行常态化，需要哪些配套措施？调查中，受访者首选“增加公共交通运力”（64.4%），其次是“公务用车带头限号并严格监督”（63.0%）。接下来是“降低公共交通价格”（47.3%）、“减免与购车用车相关的税费”（27.0%）等。

　　清华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段进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是一座超大型城市，像单双号限行这种涉及全体市民的重大决策，不管合理与否，论证和实施的过程都应该尽量和缓，搞突袭性的措施一定会带来很多负面问题。

　　段进宇说，由于北京市市区地价过高，许多在市内工作的人都被挤到了公共交通不太方便的远郊区生活，他们只能选择买车。目前，北京几乎所有的郊区线地铁公交在早晚高峰时段都是超负荷运行。如果实施了单双号限行，住在远郊区的人如何解决上下班通勤，将是一个大问题。

　　“单双号限行这一措施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评估、全面的论证。”马军指出，所谓论证，首先应该公开，让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表达意见；其次，在讨论单双号限行这一措施之外，一定要对“替代性方案”和“零方案”进行论证，即不实行单双号限行会怎么样，或者在单双号限行之外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马军说，在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上，拿小汽车这种移动污染源开刀，而不先解决工厂、锅炉等固定污染源，是一种事倍功半的做法。因为相对于动辄几百万辆的小汽车，固定污染源的数量一般较少，法定的排放标准也比较明确，检查和处罚起来成本较低。“遗憾的是，在公开固定的空气污染源信息方面，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做得很不理想”。

　　段进宇直言，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专家呼吁北京应该有计划地控制汽车数量，但当时没有被采纳。现如今，小汽车数量疯狂增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政府不去反思以前的做法，不去拿出更长远的解决方案，只是限制老百姓做这个、做那个，有些不太合理。

　　“现在讲重大决策责任追究，一些官员在北京道路交通问题上的失误决策就应该被追究。否则，我们只会想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永远没有人思考长远的问题，以前犯过的错误以后可能还会再犯。”段进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