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调查是美方教我们的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近年来中国政府强势的反垄断工作，有很多猜测。就你个人来说，反垄断是一项技术难度较大的工作，还是一项抗压更重要的工作？

　　许昆林：技术难度还好。我们查处案件都会借助外脑、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会请顶级专家来咨询。譬如高通案件，我们请的专家包括法律、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这样能力就能放大十倍、百倍。

　　《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8月，欧盟中国商会曾公开发布关于《反垄断法》相关调查的声明，对中国反垄断部门调查执法程序与公正性提出质疑。你们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许昆林：其实会见后他们就表示理解，愿意共同维护这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我对他们说，原来我们拒绝见面，就是因为你们的做法有问题。你们在没有任何求证的情况下，道听途说就发表声明，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在沟通后还是不能说服你，你再发表声明也不迟。

　　他们发表完声明再来找我们，当然不想见，不希望他们借机炒作。所以见面时就不客气地指出了这点。

　　他们表示这是误会。这次交流的很多信息，有助于他们正确理解。

　　关于他们要求的公开、透明，我们都作了说明，中国的反垄断是“可以公布但不是必须公布”。

　　对企业来讲，如果被政府处罚，经济上已经有损失了，还公开就是二次惩罚。二次惩罚可能比经济处罚更严重。

　　所以有的公司就恳请我们不公开。我们认为处罚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没再坚持公开。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商会也曾指责你们的取证调查执法粗暴。譬如2014年8月4日突击查访奔驰上海办事处，调取了电脑里的数据资料，并约谈多名高管。

　　许昆林：所谓粗暴就是指我们的突袭调查，我们都给他们作过解释。

　　事实上这种突袭调查，也是我们和美方交流的时候，美方教我们的。反垄断案件的调查执法包括：发现线索、调查取证、研究处理、作出处罚等多个阶段，其中调查取证是最关键的。如果不突袭，证据很容易丢失、毁灭，美国的反垄断执法部门也是这么做的。

　　《瞭望东方周刊》：也有一种说法是，你们不允许被查企业请律师？

　　许昆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与高通公司沟通，对时间、地点、人员数量都不限制。他们每次都聘请了中国律师，全程在场。

　　《瞭望东方周刊》：查处的外企占比有多少？

　　许昆林：我们有统计数据，外国企业只占中国反垄断调查的10%。当然，我们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现在公布处罚告知书，但也征求被处罚对象的意见。他们认为有商业机密的，都可以勾掉。我们处罚日本8家汽车零配件企业和4家轴承企业，处罚告知书的内容就勾掉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