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得一身剐”的调查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进行一场现场调查取证？

　　许昆林：反垄断局有2个调查处，每个处4个人，共8人。每个人都要查大量案件，要处理的头绪特别多。

　　我们也遭遇过现场对抗和软抵制，所以外围调查很有技巧、不能打草惊蛇。譬如查乳粉企业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案，他们曾在邮件中建议不要用书面沟通，要口头表述。这些内容我们都是在已删除的邮件里找到的。

　　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有违法事实，就没有不被发现的。

　　我们有技术人员，会找下游、找交易相对人协助调查，也有政策。第一个主动报告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可以免除处罚；第二个可以按照不低于50%的幅度减轻处罚。

　　《瞭望东方周刊》：5年前你调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时，中国的反垄断工作刚刚起步，反垄断局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许昆林：2009年12月，我调入价格监督检查司时，司里共有6个处、26人，其中一个处负责价格反垄断，仅有两个人。

　　那时正是“蒜你狠”和“豆你玩”流行的阶段，部分农产品正疯狂涨价，国务院开会研究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就去调查，去找蔬菜协会大蒜分会和绿豆分会。

　　2010年7月，重罚了一批串通涨价、哄抬农产品价格的企业。其中，串通、捏造散布绿豆涨价信息、操纵市场价格的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被处以100万元罚款。

　　通过整治，农产品价格回归平稳。2011年7月，价格监督检查司获中编办批复，更名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编制增加了20个，达到46人，处室增设4个，也批准了8个省市对各自的价格反垄断部门进行扩编，总计150个。

　　《瞭望东方周刊》：据称，调查处的处长出发前都要听《拉德斯基进行曲》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壮行，有这么艰难吗？

　　许昆林：我们的执法环境还不够好。我给他们讲过，执法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还把监管与发展生产力相对立。其实监管就是生产力。譬如三聚氰胺事件，就是监督不到位，给奶企带来多大损失！

　　但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执法部门，执法可能受到干扰。现在，对行政执法还是不够重视。我的想法是，必须全国统一执法尺度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