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格瑞汉姆拍摄的毒气战受害者。

　　“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死”

　　当日军在宜昌使用毒气弹的消息传来时，24岁的美国女记者格瑞汉姆小姐当时就在国军的指挥所里。

　　新闻记者的敏锐让她知道，只有马上到第一线去亲自采访毒气弹的受害者们，并且拍下照片，才能撕破日军抵赖的谎言，才能让世界知道真相。她不顾战场的危险，要求指挥官派人带她去采访毒气弹的受害者。她告诉指挥官：“已经有太多关于日军使用毒气弹的报道由于缺少证据而无法证实。美国人民只有看到照片才会相信真相。”

　　格瑞汉姆小姐被带到一段未建成就废弃的火车隧道，这里是一个临时的野战医院。在黑暗中300多名受伤的中国军人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他们发出的病痛声、呻吟声、哭泣声和无助的叹息声在隧道里回响。

　　在隧道的一角，她看到了一些受到路易氏剂毒气伤害的人，他们的皮肤变黑，像被火药烧伤一样，水疱破裂的地方露出猩红的大片伤口，似乎一种可怕的病毒把他们的皮肤撕开。这些水疱，有的鼓起来像乒乓球一样大小，有的遍布在伤员的大半个后背上，里面有很多液体，看起来很重，垂吊在背上。

　　隧道里太黑，无法拍照。格瑞汉姆小姐就请人将其中两位伤员用担架抬到洞外，一位是机枪连副排长韦少阚（音译），另一位是同一个排的机枪手，他们都是在宜昌郊外日军发射第一批毒气弹时受伤的。韦排长艰难地从担架上坐起来，向格瑞汉姆小姐讲述了他们受伤的经过：

　　（1941年）10月7日，我们在宜昌机场南边的东山寺阵地，我们排有28个兄弟，我们都接到命令，死守东山寺。敌人的反攻很凶猛，但我们顶住了一整晚的攻击，直到第二天都没有退缩。我们越来越多的部队增援上来。

　　到8日晚上，战斗变得非常激烈，炮弹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因为我们撕破了敌人围绕宜昌的防线，所以他们的一些坚固的炮位在我们的后面。突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什么不对劲……不是害怕。我突然意识到是什么了，落在我们附近的炮弹没有爆炸声，而是发出一种轻微而奇怪的声音。空气中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借着火光我看到靠近地面的地方有一种浓雾在弥漫。我的眼睛开始流泪，我的士兵们也开始流泪，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鼻孔像火烧一样，我开始猛烈地咳嗽。我们都感到窒息，但以为没什么严重的问题，我们继续战斗。

　　但两个小时后我的皮肤开始发痒，火烧火燎的，特别是穿了衣服的部位。15分钟之内，我后背和脖子上出现了充满积水的大水疱，而且继续扩散。我感到极度的疼痛，即使是衣服压在皮肤上也觉得无法忍受地疼痛。一些士兵撕烂了他们的衣服，但还是没有解除痛苦。我开始呕吐，倒在地上，变得瘫痪麻痹了。

　　其他人也开始在痛苦中倒下，他们有的眼睛失明了，（有的）呕吐，（有的）感到窒息。一些人很快就窒息而死，而剩下的我们几个很长时间里都还没有失去知觉，只是不能说话。大概过了4个小时我们才被担架抬下来，但只有8个人活着。

　　当格瑞汉姆小姐问中国军人有没有任何生化战的装备，如何应对日军的毒化武器时，韦排长紧握拳头，回答道：“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死。”

　　“可怕的毒气在二战中首次露面”

　　格瑞汉姆小姐的这篇来自宜昌前线的报道和一组毒化武器受害人的照片，以“可怕的毒气在二战中首次露面”为题，作为通稿由通讯社传回美国，美国各地的报纸纷纷以大篇幅报道，引起美国民众的极大关注。

　　由于美国记者在宜昌战场上亲眼目睹并拍下照片，事实胜于雄辩，人们再也不怀疑日军在中国宜昌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毒化武器。

　　日本人在《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中把日军1941年10月在宜昌使用毒气弹列为第40战例，在其“战斗经过概要”中说，中国国民政府军集中兵力向日军兵力减少的地带反攻，防守宜昌的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于10月上旬被中国军队完全包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该师团向中国军队发射了约1000发黄色弹，1500发红色弹，包括芥子气弹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才算保住了宜昌。文中还说：“在综合了密探的报告以及其他情报后，得知毒气的效果颇佳”，是“较大规模地使用黄色弹和红色弹，挫败敌人优势兵力围攻的战例。”

　　美国情报部门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一名叫杰克·贝尔登的美国战地记者。贝尔登1933年来到中国，他精通中文，在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社担任记者。当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时，贝尔登担任美国合众通讯社的驻华代表，并为《生活》和《时代》杂志担任记者。

　　虽然贝尔登当时不在宜昌战场第一线，但他随即就去观察了伤亡情况，采访了救治伤员的红十字会的医生，也采访了亲历毒气战的中国官兵。贝尔登的报道是：中国军队包围宜昌，并突破日军的防线，日军在走投无路时，从后面和侧面向中国军队发射了1000多枚毒气炮弹，并空投了300多枚毒气炸弹，才让中国军队无法成功夺取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