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萧红、萧军、周海婴在鲁迅墓前

　　三

    鲁迅是一位心灵深邃、目光透辟的作家。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他对问题的看法及其表达方式，都是一种异样的存在，都带有属于自己的体温与印记。这种独特的、高度个性化的精神风度，同样表现在鲁迅的抗战言说中，进而构成了他在民族生死关头所发出的别有新意与深意的声音。

    第一，鲁迅的抗战言说表现了其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抨击。东北沦陷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一度是：力避武力冲突，期待国联调停。这种消极软弱的不抵抗政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而当各地爱国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时，当局不但编织莫须有的罪名对学生予以“紧急处置”，而且还为如此暴行找到了所谓“友邦人士，莫名惊诧”的特殊理由。鲁迅闻知此事，遂撰《“友邦惊诧”论》痛加驳斥：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真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至于对不抵抗政策本身，鲁迅的抨击更是不留情面，不遗余力。在他笔下，“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文人无文》）。在他看来，当局“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所谓“战略关系”“引敌深入”云云，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说法，它只能助长侵略者的“深入还是要深入”（《战略关系》）。他还提醒人们：“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有名无实”的反驳》）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于1936年10月病逝。他未能经历为期八年的全面抗战，当然也无法见证国民政府和军队后来为抗击日寇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因此，鲁迅的上述说法，并不能用来形容和评价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战中的行为与态度；然而，它出现于消极抗战和投降主义确实严重的抗战初期，却无疑是一种有的放矢，痛下针砭的正能量。

    与不抵抗政策相联系，蒋介石政权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此，鲁迅同样深恶痛绝，先后写了《观斗》《曲的解放》《内外》《天上地下》《航空救国三愿》等一系列文章，给予无情的鞭挞。其中《文章与题目》一文尤见酣畅淋漓：“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文章做到这里，题目似乎已经用完，“再要花样翻新，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这番话虽有些尖刻，但确实在嬉笑怒骂中把“攘外必先安内”说法，批了个体无完肤。

    第二，鲁迅的抗战言说每每联系着对民族文化顽疾的解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鲁迅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敌人，这决定了中国抗战必然异常艰难，因此，国人必须以郑重严肃的态度，多做扎实有效的工作。然而，一种根深蒂固而又潜移默化的国民心理，却使严肃切实的抗战事业掺杂进了许多“做戏”的成分。一时间，“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可以“养力强身”的电影，能够“灭此朝食”的药片，连同堂·吉诃德式的“援马（马占山）团”，一并招摇登场……目睹这些“沉滓的泛起”和“做戏的虚无党”，鲁迅禁不住口诛笔伐，一声棒喝：“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固然富有戏剧性，但却阻止不了日寇的侵略！

    鲁迅还认为，抗战中的国人固然需要勇敢奋进，不怕牺牲，但也要学会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珍惜生命。在这方面，国人一些由来已久的习惯性做法，却起着相反的作用。鲁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兴起许多抗日团体，并设计了自己的徽章；一些学校成立了学生军，还发了军装。而无论徽章还是军装，大都是“招牌”的一种，未必与真抗日有关，过一阵子，连拥有者自己也忘了。但在“一·二八”沪战时，这些却成了日军格杀勿论的理由，不少人为此送掉了性命。为此，鲁迅指出了“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今春的两种感想》）。显然，这是一种知此知彼而又独具识见的提醒。遗憾的是，今天有学者竟将其当成了鲁迅为日寇开脱的例证，可见无知和偏见迄今仍未在文坛绝迹。

    第三，鲁迅的抗战言说坚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友好进步人士区别开来。鲁迅极为痛恨日本侵略者，但对于日本人民，却一向善意相待。他不仅拥有内山完造、鹿地亘夫妇这样一些进步或反战的好朋友，而且与许多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保持着经常的往来与交流，就中向他们坦诚讲述自己所理解的中日关系。譬如，在与圆谷弘谈话时，鲁迅明言：

    日本想用所谓“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

    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

    应当承认，鲁迅的观点准确揭示了中日之间存在的另一种关系和另一种真实。

    与此同时，鲁迅对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给予了高度关注、热情激赏和坚决支持。1933年2月，以长篇小说《蟹工船》引起广泛关注的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当局逮捕，当晚就因酷刑致死。鲁迅获知后立即用日文撰写《闻小林同志之死》，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愤怒的声讨。其中文译文写道：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限，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此后，鲁迅联合郁达夫、茅盾、丁玲等，在左联的刊物上刊登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鲁迅还留心小林多喜二全集的出版，先后购买了其全集三卷以及书简和日记等，作为研究和纪念。

    第四，鲁迅的抗战言说涉及未来中日友好的可能性，以及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根本前提。“一·二八”战后，日本医生西村真琴博士，在闸北三义里救起一只无家可归的鸽子。他将其带回日本，与家鸽共养，曾绘图赋诗，颂其和睦相处之状，并寄赠鲁迅。后来，鸽子不幸死去，当地农民建三义塔以藏其骨，西村再次致函鲁迅，请求题咏。为此，鲁迅写下了日后流传甚广的《题三义塔》：“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首诗不仅严厉谴责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真诚讴歌了中日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与坚韧；更重要的是，它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做出了乐观的展望，并发出了由衷而美好的祝愿。

    当然，鲁迅也深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一贯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关于这点，鲁迅在《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序》里说得很清楚：“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有让战争停下来的可能？鲁迅认为：“有强者和弱者同时存在，这就不容易和睦相处。是要打仗的。只要弱者不变为强者，打仗也是不会停止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军备不能与日本匹敌，日中关系是不会协调的。”（《与内山完造的谈话》）“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与圆谷弘的谈话》）读着这样的文字，联系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消长变化，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当年拥有的敏锐与深刻。

    （作者古耜为散文家，辽宁省作协主席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