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工作人员正准备给文物拍照

　　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清代漆盒一字排开，山东省曲阜市孔府文物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赤桂福，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件件捧在手里，编号、测量、称重，再放到专业摄影灯下分不同角度照相。这一幕是全国众多文博单位中一项艰巨而浩大工程的缩影。自2012年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一普”）启动以来，“一普”经历了前期的试点工作，现已进入文物信息采集的关键阶段。远离了外界的喧嚣，无数文物工作者在库房中默默坚守着、耕耘着。

　　日前，记者随相关工作人员奔赴文物大省山东，一睹当地“一普”现状。

山东省博物馆展示的清末考古学家罗振玉收藏的甲骨

　　摸清文物家底“大数据”

　　“当前孔府文物档案馆已完成库藏金银器、漆器铜器等27大类文物的普查登录工作，在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上登录藏品59420件/套，实际数量383280件。”曲阜市文物局局长孔德平对记者说。

　　事实上，几年以前，文物工作者很难对文物数据如此知根知底。如今，不仅是曲阜，从济南到青岛，从山东省博物馆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山大图书馆到青岛博物馆，各地各级文博单位的相关负责人都能如数家珍地道出“自家宝贝”的明细，个个做到心中有“数”。这不得不说是“一普”的功劳。

　　与此同时，“一普”还让许多平日难得一见的文物“重见天日”。记者在孔府文物档案馆看到正在进行测量的明代衍圣公赐服，就原属极易朽烂的丝织品，平时都用无酸宣纸折叠后以专业技术保存。“由于孔府‘天下第一家’的特权，这是国内仅存的传世明代官服，平时不轻易打开。于我们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一睹真颜’的机会。”孔府文物档案馆文物一组组长彭伟民说。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20日，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共登录收藏单位10778家，登录文物31940627件，北京、山东、陕西、广东、河南排名前5位。

孔府明代赐服

　　普查工作具有高难度

　　记者走进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资料室主任李繁玲正组织自己招募的十多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文物信息采集。这些年轻的面孔主要来自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当地高校，他们构成了这次文物普查的生力军。

　　“我们现在正在测量的是70年代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小件文物。一般而言，信息采集的顺序，首先是给文物进行编号，再分类装箱。然后开始测量文物的长度、重量等基本数据，最后进行文物照相，再不断重复这个流程。”李繁玲说。

　　文物数据的获取，在精细和烦琐之外，看上去似乎并不困难。然而实际操作中，许多技术问题都构成一道道“关隘”。在山东省博物馆的地下藏品库中，一支技术团队正对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进行重新拍照扫描，其过程就比一般性的文物采集更为复杂。

　　“这批竹简已经出土43年，共有7600多支，一直浸泡在试管保护液中，对它们的处理必须十分小心。”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刘绍刚介绍说，为了防止竹简受损，红外扫描时竹简要隔着玻璃贴片，高清照相过程闪光灯的时间则被控制到千分之一秒，而拍照完毕后的重新捆扎封装，力道尺度也很难掌控。“稍不注意就可能对竹简造成破坏，的确是个技术活儿。”

　　说话间，强光伴着“啪”的一声脆响闪过，横躺在仪器上的竹简完成了它的高清摄影。电脑屏幕上，细微的印痕都清晰可见。

　　让文物发挥公共资源效益

　　“‘一普’让文博单位对馆藏文物的分类和数据掌握得更加细致，能做到摸清家底，也为下一步工作如文物修复保护、数字化云平台建设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周晓波说。

　　说到对普查成果的后续利用，“山东数字化博物馆”一期工程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借由“一普”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运用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手段，山东省博物馆的1000件珍贵文物被“上传”到“云端”，打造出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周晓波介绍，许多县市级博物馆还长期存在藏品匮乏的问题，“一普”之后，考古所将着手“让文物回家”，除研究用文物外，大部分文物基本还给原考古地的文博单位。此外，许多博物馆已开始打造文物巡展，搭建与观众、志愿者、媒体交流沟通的桥梁，渐渐走出“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孤立状态，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一则摸清家底，二则加强管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让文博单位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这正是我们进行这次普查的宗旨所在。”国家文物局普查办副主任王莉说。 （鲁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