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母亲还是唱游教师，年轻的小知识分子，能歌善舞，喜欢吟诗作词，我自己从小也爱唱、爱跳、爱说，在小学（难童教养院）里经常参加节目表演，到了初中高中就正式参加高班排演的戏，如《重庆二十四小时》，他们教的都是当时盛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后来我考入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戏剧专业的时候，老师教的就更是斯氏体系的内容。四年本科，当时培养的目标是戏剧通才，除普通课程外还要学习艺术论戏剧概论；名著选读、中国戏剧史、西洋戏剧史、导演学表演理论、舞台装饰论、乐理，还要学习导演分析、舞台美术设计、表演技巧、排练戏剧片断。每个人不仅能演角色，还要做导演分析、舞美设计，各种知识触类旁通，让我得益匪浅。当然每个人的兴趣各不相同，钻研的角度也就不一样了，拿我来说更喜欢表演，上声乐课、学舞蹈、排戏、做形体技巧练习，而对理论分析的课程兴趣就淡一些。在我们入校的第一学期排演的学习剧目就是夏衍先生的《愁城记》，这个戏未排完，可是我至今不忘。

方掬芬

后来我们又排《雷雨》，那时候繁漪是著名作家柯岩（当时叫冯成保）来演的，我演四凤。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有趣有意思，这个戏还在我们学院电化教育系的电台上播出过。

1949年苏州临近解放前夕，这个电台还起了很好的作用，进步同学每天夜里都去抄新华社的战报，然后用大字报贴出来，新闻系还出了一份《新社会报》，很多进步同学和老师写文章在上面发表，同时学院还出现了很多文艺社团如“艺术教育学会”、“戏剧教育学会”、“新闻学会”、“民间歌舞研究会”、“TNT合唱团”。我参加了后两个团体，唱解放区传来的歌，跳民间舞，苏州一解放，三野文工团就演出打腰鼓歌剧《血泪仇》、《白毛女》。我们都如饥似渴地去看，去学习，看得我们目瞪口呆，看得我们赞不绝口，我们知道这是进步文艺，要好好学习。

方掬芬（右二）饰演《报童》中的蛐蛐

1949年7月4日，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由华东团工委保送北京，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参加革命工作，直属团中央。领导为了培养锻炼我们这一批年轻学子，除了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还将我们分成两个小分队，一队是“青年文化服务团”，到江西、延安等老区去服务，另一队是“青年文化列车”。我本人和大学的几位同学，柯岩、王正、陈刚、陈创洛参加了“青年文化列车”，沿铁路线为工人、铁道兵、家属，孩子们演出。沿途还要下工厂，深入铁道兵，向当地民间艺人学习民间艺术，采访，学习十三大辙、编小节目等，总之是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学习锻炼。

一直到抗美援朝开始，我们的列车开到鸭绿江边的丹东、图们以及沈阳、长春，赴战地服务。但是女同志不让过江，只有少数搞创作的同志过江去了。这一年的经历的确让我们获益良多，并且终生受益，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盼着何时能排演像我过去学习的“大戏”———剧场艺术。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结束在东北的工作以后，领导让我们回北京，总结赴朝演出，剧院要整编，迎接新的任务。当时青艺排了一个歌颂老干部的大戏叫《在新事物面前》。里面有一场是写老干部疗养院的一个场面，其中有一群护士，我也被分配了一个小护士的角色，高兴极了。虽然戏的分量不多，也只有几个过场，我仍然非常高兴。穿着洁白的护士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热情洋溢地上台演出，自我感觉绝对良好。可是第二天，我听说观众中有人反映，“好倒是好，就是这些护士像一群托儿所的娃娃跑来跑去”。针对我还提出了洋气，缺少工农兵气质，有小资情调等意见，这下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决心请求组织换工作，别耽误了光阴，还来得及。

正在这个坎儿上，剧院要成立一个附属儿童剧团，决定将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调到那儿去工作，建团的头一个剧目是《灰姑娘》，导演是在苏联学习了9年的非常有才能的孙维世同志。我还知道她是烈士的女儿，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义女，是由延安去苏联学习的，她回国来参加建设新中国。我从小道消息知道可能让我和徐小慧同志共同排演灰姑娘，我简直心花怒放了，可是没想到还没高兴够哩！这个戏当时被认为“有点阶级调和论的色彩”，《灰姑娘》换成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我和徐小慧同志由演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演兔子AB角。这可真要命了；我只会演人，这动物咋演？再一看人物造型图，更是哭笑不得，头上戴兔帽子，还得有一对长耳朵顶在上面，看到自己化装以后在台上的模样真有些哭笑不得。还有一点更难办，导演要求演动物的演员每个角色都要拟人化，要有性格，同时还要有每种动物的外部特点，要舞蹈化，要摸爬滚打，还要唱歌，要有艺术形象，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挑战。

孙维世导演在排演过程中做了很多演戏的启蒙工作：她让我们演动物的，首先要人格化，同时要有各种动物的外部特征、舞蹈化的形象；她还把我们带到西山小树林子里去体验生活。我和徐小慧同志共同养了一只母的大灰兔子，每天喂它吃东西，观察它的行动、举止。可是等到导演叫我上去排演时，我还是手忙脚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一点自信都没有，再想到台下观看的人我恨不得立刻逃跑，自我感觉真是糟透了。每天早上导演一进排演场时，一群可爱的小动物奶声奶气亲热地喊道：“导演早！”我就喊不出来，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实在不好意思。到了试装的时候，一个个小动物，穿好服装化好妆，在灯光照射下可爱极了，我却不自觉地躲到一张屏风的后面，后来孙维世导演发现了，一把把我拉到灯光下说：“啊！原来这还躲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哩。”仔细端详我的造型后，对副导演和化妆师说：“你们看她多像孩子啊！”我很感谢她当众鼓励我，同时也想到我都是小青年了，还被人当成孩子，觉得难为情。

有一天下午排完戏，孙维世导演要找我谈话，她当时住在东单三条中间的红砖房子里，我们排演地点在东单的儿艺排演场里，先是我送她，后来又反过来她送我，这样来回走了好几趟。她亲切真挚地对我说：“作为一个儿童剧演员来说，你的条件是很好的，你化装以后非常像孩子，比他们还像，要有信心，只要努力是能演好的。”她还向我解释，在专业儿童剧院扮演儿童形象的演员应该是成年演员，她们是艺术家、教育家，非常了解儿童心理和他们的生活，能创造各种不同性格的儿童形象，真的儿童就没有那么多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历，他们只能演和自己相似的角色，其他内在较深刻复杂的形象就困难了。再说他们年纪小，一切都未定型，要上学，他们还要长身体，变嗓子，你辛辛苦苦培养他半天，过两年他长个子了，变声了，就不能演孩子了。辛辛苦苦地奋斗了半天，结果不能用了。表演艺术经验要不断总结，儿童戏剧艺术也一样，需要条件适合的成年演员、表演艺术家来演。人们不了解，为什么要女演员来演孩子呢？因为嗓子和个头都适合。她还介绍了在苏联儿童剧院看戏的情景，“在台上都是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小男孩，活蹦乱跳，惟妙惟肖，可爱极了”。观众以为是一群真的各种各样的孩子，可是到后台看卸了装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是成年人，有的甚至是头发已白的老奶奶，他们终生热爱这个事业，孩子也非常喜欢他们。

经过和导演的这一番谈话，我内心深处受到震动。这是对我进行的儿童剧的启蒙教育，我总是怀着一种圣洁的理想来想到这一切。于是我努力学舞蹈，练形体，练台词，一招一式都向我的少年伙伴学，看资料、画片、电影，平常到学校少年室多和孩子们交朋友，了解他们。正如周总理要求的，要先做他们的学生，然后做他们的先生。后来，我扮演的小雌兔也和观众见面了。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戏和扮演的角色了。

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在儿童剧里扮演的动物形象是不成功的。正当我处在毫无信心，打算改行的时候，又一次遇到了伯乐，使我在这失败的起点上迈出了我终生事业的第一步。当时我对自己是毫无信心，创作感情非常脆弱，自尊心又强，羞于扮演孩子。如果遇到位粗暴的对儿童戏剧缺乏了解的导演，他随便给我一句挫伤自尊心的话，或表示出“她根本不行”，甚至于“撤换吧”这样的态度，也许我就真的不干了。在人生的抉择关头，需要智者的指点和鼓励，需要热心者拉我们一把，扶我们一程。

孙维世导演的启发、关怀和鼓励，不仅使我有勇气登台演出，还使我树立了一生向往追求的目标。我很庆幸也很感激！孙维世导演了新中国成立后首都舞台上第一部优秀的儿童剧《小白兔》在全国范围内放映。我们赴朝慰问时，还由上海福利会儿童剧团带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和孩子们。当年看过《小白兔》的观众，而今也已经都步入老年了。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总是会怀着感激和爱想到这一切。

（作者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剧表演艺术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荣誉院长，本文发表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