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存在贫困人口的“区域排斥”问题。我国于2014年划分了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戴秀英委员指出,这一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有些地方存在“为连片而连片”的现象,以非贫困区甚至相对富裕地区为基础整合临近的贫困片区作为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域,而将真正的贫困村排斥在外。

识别贫困户也是需要成本的。目前,识别一个贫困户的平均成本约为30元,完成一个乡镇识别需要耗时1个月,总成本约1万元,全国592个连片特殊困难县,每年仅此一项支出就接近6000万元。“贫困不贫困谁最有发言权,不是地方领导,不是村干部,而是广大村民。”戴秀英委员认为,现行的以年为周期的贫困人口动态识别面临高昂的执行成本,主要是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

戴秀英委员建议,在国家现有的自上而下测算贫困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构建自下而上的贫困群体识别参与制度,修正和确定贫困人口规模。国家可探索推行“参与式”的横向识别,在农村社区内部实行公开测评和比选,由农户自我申请或集体推选,通过民主评议、对象摸底、公示,最终确定扶贫对象。对贫困人口的管理采取村管户、乡管村、县(区)管乡分级管理责任制,特别是乡镇一级要加强政策衔接,及时将返贫人口列为扶贫对象。对于符合扶贫标准的贫困户全部如实地建档立卡,并按照贫困程度分级、分层、分年度下达扶贫任务和扶贫资金,做到“应扶尽扶、有进有出、动态管理”。

识别方法可以优化。戴秀英委员建议,选择“准确度高、易操作且成本低”的识别方式。可采用贵州省威宁县的“四看法”识别经验,即“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等简单易行、又能最大程度保证准确的贫困人口识别方式,把好群众申请关、人户调查关、民主评议关、公示监督关、审核确认关,确保精准识别结果群众满意。

“扶贫对象的识别也应该建立问责机制,这一点很重要。”戴秀英呼吁,实行贫困农户与责任人、经办人同时实名上报的制度,畅通举报、投诉机制,确保识别工作精准、真实、公正、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