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吸引高素质人才来当法官，依靠什么？

苏泽林：配套措施要跟上。责任到位了，权利保障也要到位。我最近有个建议，要尽快落实法官的工资待遇，当然检察院也在呼吁。员额砍下来了，责任制也建立起终身追责，工作量比原来大了。原来还有合议庭，庭长、院长审核，还有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在是哪个法官审的案就哪个人签，责任全在你一个。

新京报：你刚提到从优秀的律师队伍中遴选法官，但众所周知，优秀的律师肯定收入是很高的，怎么才能吸引他们？

苏泽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职业要得到尊重。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律师创造的个人财富都比法官多，但为什么国外律师都想当法官？主要还是因为法官受社会尊重，有一种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作为解决社会矛盾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检察院的人才素质应该相对要求更高，他得到的社会尊重应该更强。

新京报：有律师转做法官的例子吗？

苏泽林：我知道现在有。十年前，最高法院想从律师中遴选法官，但最终没有选到。现在虽然例子不多，但是看到了希望。这也与我们的司法环境有关，现在法制环境得到改善，国家倡导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院、检察院在法制建设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经体现出来。

谈法官队伍

待遇偏低、工作繁重、安全风险大

新京报：近期有很多年轻法官、检察官辞职的新闻，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苏泽林：现在法官、检察官的压力普遍太大。首先是工作压力，很多地方案多人少，法官、检察官要“5+2”、“白+黑”地工作，有些法院甚至要求开晚上法庭，长期超负荷运转；其次就是改革带来的压力，法官的比例不能超过多少，筛选的方式是采取考试和考核相结合的办法。这样就出现教授和学生一起考试，还不一定能考得过学生。

新京报：有基层法院规定，只要副处级以上的法官就可以直接认定为法官？

苏泽林：没有，都要经过统一考试。有些已经干了几十年的法官，工作经验相对丰富，如果改革以后，他不再有审判的资格，心里会有失落感，他对朋友和家人没法交代，所以面对考试改革时，会有一些阻力，这是第二个压力。

新京报：考试是统一的吗？30岁和50岁的人一起考？

苏泽林：对的，就像我这样岁数的大法官如果要参加司法考试，也不一定能考上。我能办好案，但考试不一定考得过，也就是说，考试和工作经验不是同等的。

新京报：除了这些压力之外，还有媒体报道基层法官因生活窘迫而离职。

苏泽林：这就是我最后说到的保障问题。包括职业保障，工资制度，还有安全保障，最近北京法官马彩霞，很优秀的一个法官被犯罪嫌疑人杀死了。现在基层法官面对的安全风险更大。

新京报：司法改革是否能解决上述的问题？

苏泽林：目前的改革抓住了核心，就是让法官、检察官队伍整体业务素质提高，能力增强，以实现诉讼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为什么以诉讼为中心，而不是以法院为中心，就是要保证公正。我有一个观点，司法公正不是法院判出来的，而是我们的司法共同体共同运作产生出来的。包括法官在内的所有法律人，这里有警官、检察官、律师、公证鉴定等。所以表面上司法公正是在法院，但整个是一个链条。一个冤假错案出来，法院当然要负责，但也要包括侦查人员，检察机关，也包括律师、鉴定机构等方面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