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反家暴法

反对暴力没有公权与私权之分

新京报：你们在起草反家庭暴力法过程中有哪些难点？

苏泽林：反家庭暴力法还是有很多争议。家庭的事情属于私权，所以在起草这个法律时，到底公权该不该干涉家庭事务，干涉到什么程度，这是个焦点。

我们认为，人的基本权利不管在哪个空间都受法律保护，反对暴力没有公与私之分，反暴力是人类的共识，都得保护生命权、健康权，所以反暴力无禁区，包括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立法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不管是寄养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还是其他关系都不允许暴力存在。另外就是，法律介入的尺度要和解决家庭矛盾统一起来考虑。

新京报：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有没有争议很大的条款？

苏泽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什么叫家庭暴力，二是家庭的范围如何界定。有的人希望是宽泛的解释，包括人身的、精神上的、经济上的、冷暴力等。两口子一个人一个月不跟你说一句话，好像你不存在，这种怎么界定？不太好界定；还有就是性暴力，强奸案件这类刑事案件证据都很难取，何况夫妻之间；还有经济暴力，该给的钱，该抚养的，该给吃饭的不给。这些种种想法都是好的，但我们最后还是紧紧扣住“暴力”这两个字，还是以殴打捆绑等为主，精神暴力就是恐吓威胁等。

新京报：最终选择争议比较小的范围界定？

苏泽林：这也为司法实践，给司法留一个空间，最后还有一个“等”，如果以后司法实践过程中，大家认识一致，确实危害性很大，还可以再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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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原副院长谈“终身追责制”

苏泽林不太赞成终身追责这种提法，他认为，终身这个词是没有时间概念的词，按法律要求，不管是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都有追诉期限的。

苏泽林说，法官责任是应该强调的，有权力就有责任，错误用权要受到追究，这是对的。但法官是不在场的裁判，就算在场的裁判，像足球、篮球裁判有时也会有偏差，何况法官所办的案件都是过去式的。他们不在案发现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判断出来的事实做(出判决)，跟客观公正是有差异的。

“举个例子，我借你一千块钱，只有我俩知道，没有借条，你起诉我，没有证据你就要败诉。你败诉的结果就与客观事实不一样。”苏泽林说。

苏泽林分析，法官、检察官终身追责，首先要与他的权力相一致。如果法官、检察官在处理这个案件时自己有决定权，办案错了，他应该完全承担责任。

其次，要分清这个错，是故意错还是过失错，还是知识能力认识不到，因为目前的知识认知只到这个水平，今后随着因为技术发展发现的错，你叫原来办案的法官、检察官来承担责任就不对

第三，评价错案的标准是什么？责任追过头的情况下，法官、检察官的心理压力就会很大。

新京报首席记者 涂重航 实习生 王昱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