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价值数亿元的未冷藏疫苗流入18省的消息刚刚传出，果不其然，朋友圈开始集体怀旧……有人喜欢“向后看”的习惯仿佛已经成为某种遗传基因，现在的不少半吊子怀念民国，民国的遗老遗少们一直在怀念我大清，我大清的子民又怀念明朝的那一嘟噜的废柴皇帝……却不知道从历史的本质上来看，中国一直在进步，真正对祖国有信心的人，应该坚信祖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好，而不是相反。

所以，那些各种传说民国和大清没有假医假药的人可以省省了，这一期的叙诡笔记，笔者就根据史料笔记中的记载，给您讲讲民国和大清时期，一样猖獗，一样对公众造成重大危害的假药、劣质疫苗。

民国的北京假药横行

民国初年的著名新闻记者梅蒐在《北京益世报》上开设的专栏“益世余谭”，是一组短小精悍，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的市井百态的笔记小品，其中记载了许多当时假医假药猖獗的事情。

“北京方面，有一宗卖野药的，门类甚多，状况不一”。这种野药基本上就是假药，卖药的经常冒充是官府的人——这一点像极了当今各种各样打着“红墙御医”之类的幌子骗人的家伙，“或是僧道两门，不是朝五台就是朝南海，带来的圣药，等等不一，所卖的药品，大半是松香膏药、切糕丸，较真儿说全是搁念（江湖蒙人之意）”。这种卖假药的，旁边总会有几个托儿，“在旁边鼓吹，这药怎么好，他买了去怎么见效”。

这种卖野药的，当时“尤以天桥一带为荟萃之所”，梅蒐有个姓王的邻居，有个咳嗽的病根儿，冬天就在野药摊儿上买了两服药，卖药的说这种药能清肺化痰，有奇效。王某买了，吃下去咳嗽确有缓解，谁知转年春天，不但咳嗽大犯，而且居然咳嗽带血，医生检查后叹息不止，说他吃的药有拢肺作用，只能改善症状，无法真正治疗疾病，反而还把病给拖严重了。

还有一类假药，出自各类寺庙的“神方”。那时的寺庙设两种签，一种是“事签”，一种是“药签”，很多都要花钱来求。顾名思义，前者是施主问某事是否顺遂、是否如愿的；后者是家中有病人，恳求神佛开药的。“事签上头，照例有一首似通非通的屁诗，说的支离影响，连八面风儿都不到，虽然冤人，关系还小，唯独药签，实在害人不浅”。不过这种药签上开的药轻易没有虎狼之药，不是桔梗、石斛，就是甘草、陈皮，再不就是当归、木通之类的，偶尔也有苏叶、柴胡之类发散的药品，引子必是红枣、藕节，“无论哪里的神方，也没有芒硝、大黄、巴豆之类的……就为弄点果子药，治不了病，也坏不了事。”不过在梅蒐看来，这种“安慰剂”也很可怕，“治不死，能让它给耽误死，假令是重要的急症，竟吃甘草、陈皮，不是打哈哈吗？”

梅蒐记录，东直门羊管胡同有个姓王的住户，“素日迷信”，他的儿子偶患急惊风的症候，非常危险，王某没有把儿子送往医院，而是去城外小庙求了个神方，“连服三剂”，急惊风没治好，孩子上吐下泻，后来请了个医生，正经吃了几剂药，才把小命儿保住。

就算是正规的药房，也并非好多影视剧中所演的：杏林高手挤破头，童叟无欺济世人。当时北京的药铺，光内城的东西南北就有好几十家，“金碧辉煌，焕然一新”，门面虽好，背地里却是黑心的买卖，“大秤买了来，小戥子儿卖出去，获利不止十倍”，这还是说的寻常草药，贵重的药物，成本和售价的差价就更大了。药行那时有句话，叫“吃於术、穿厚朴”，指这俩药品最为暴利。

当时的大小药铺都存在欺骗顾客的情况，所不同的是，大字号重在“欺”，小字号重在“骗”。

大字号不讲商德，买卖越大，气焰越大。“从先同仁堂药铺，就犯这宗毛病”。东四牌楼某药铺，恶习之大，名震四九城，“那份挑眉立目，摇头撇嘴，待理不理、直狂的邪行”，令那些买药的顾客深受其辱；小字号呢，“只知获利，不管害人，实在可怕”！

不知道看了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那些天天把《大宅门》当正史看的民国粉儿们，能不能对我们的国民性有个清醒的再认识。

“麻黄奇案”原是假药所致

在堪称“清代历史百科全书”的笔记《清稗类钞》中，有一则“伪药致误”，活脱脱地写出了清末假药盛行、庸医误人的真相。

有位姓金的先生，擅长医术，“作剂宗法东垣，审药尤严，逐味拣之”。他自谓一生谨慎，但是依然发生了好几次差点治不好病险些要命的“医疗事故”。有一次，一家五岁的小孩患肺病，他诊断后开方，先是用三分麻黄，患儿用后，病情没有任何缓解，金大夫觉得很奇怪，第二剂药把麻黄的量提至五分，患儿的病情依然不见改善，金良玉咬着后槽牙，把剂量提至七分，谁知患儿刚刚把药服下，“效果”就出来了——“额汗如珠，脉亦欲脱矣”。一见要出人命，金先生吓坏了，“急以人参五味止之，糁以牡蛎、龙骨”，这才把孩子救了过来。金先生十分纳闷，为何孩子对前两剂麻黄的“耐药量”如此之大？而第三剂麻黄又差点要了孩子命？仔细查访后才明白，前面两剂的麻黄都是假货，第三剂倒是真麻黄，“不觉已过重矣”！

不久之后，某个店里的伙计患水肿病，金先生开方，“以十枣汤逐之”，结果伙计饮下后，毫无效验，金先生“因鉴前辙，索药验之，朽败绝无气味，命赴他店易之，一剂而愈”。

这是假药，还有庸医，相比之下，假药是可恨可恶，庸医是可恨可笑。有个人身体很弱，偶尔生病，请了个庸医，庸医直接开了麻黄二两，身体虚弱的病人吃完如此重剂量的发散药，“汗出不止而死”。 人们谴责庸医害人，这货居然理直气壮地说：“医书上说‘麻黄不宜轻用’，所以我一下子给病人开了二两，不就是‘重用’吗？”听起来形同笑话。

还有一起案子，则属于用药错误导致的悲剧。有个姓张的人开了个医馆，兼卖药。有一天，张某有事外出，让伙计守着店铺，那伙计忽然内急，要上厕所，恰好有个过去在这家医馆打工的学徒来串门，伙计就让他临时看一下柜台，方便完了回来问道：“有来买药的吗？”学徒说：“有人来买旋覆代赭汤一剂（中医方剂名，为理气剂，具有降逆化痰，益气和胃之功效），我已经给他了。”伙计有点不放心，把药材点检了一下，大吃一惊：“代赭石这味药，你是从橱柜顶取出的吗？”学徒说是，伙计吓得差点坐在地上：“那不是代赭石，是色泽相近的红信石（中药材，其加工制品为砒霜）,我就怕有孩子来店里玩儿的时候不小心拿到，才放到橱柜的顶部，谁想到你竟然当代赭石卖出去了！你赶紧追上去，不要告诉那买药的人实情，就说药材不好，要换一下。”

学徒一听也吓坏了，赶紧去追，估计时间来得及，谁知追到村口，“忽邻有猛犬逐而噬”，学徒害怕，居然折返回到店里，伙计气急败坏，亲自去村子里，刚刚到村口，“则哭声盈耳矣”……官府调查此案，“以药渣验视之，则诸药均已白烂，信石尚宛然”，于是以过失杀人罪治罪于学徒，而医馆的张老板也从此破产。

无效牛痘疫苗“遍布全国”

从医学史的角度看，疫苗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从预防天花开始的。天花曾经是对人类杀伤力很大的一种传染病，但人们也在与这种疾病的抗争中渐渐发现，那些得过轻微天花的人，一旦病好，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患此病，也就是说获得了免疫能力。这使人们产生了人为接种的想法。

最早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的还是曾经雄踞世界科学最前列的古代中国。我国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接种人痘，即从轻微天花病人身上人工接染此病，从而达到预防目的。后来，这个方法通过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迅速流行开来，启蒙运动的领袖狄德罗就对这一方法大加鼓吹。在中国，这一先进的医学技术得到国家层面的推广，公元1682年时，康熙大帝下令各地种痘，并下达圣训：“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但是，人痘接种的可靠性不强，因为不能保证被接种者只患轻微的天花。英国医生琴纳注意到，有些得过牛痘的人也永不得天花，他经过大胆的实验取得成功，并于1798年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于是种牛痘法在欧洲得到推广。19世纪伟大的医学家巴斯德将这一现象总结为接种免疫原理：接种什么病菌，就可以防治该病菌所引起的疾病。

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很快传到中国，“（由天花而引发的）死亡率在已接种牛痘者中间实在微不足道。中国人已经非常乐于接受种痘。”《牛痘疫苗如何被传统中国接纳》一文这样记述了观察者的感受。当时的中国人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疫苗保存方法：有的将玻璃管埋在地下以保持牛痘苗活性；有的将痘苗密封在两片玻璃之间或是使用竹管或瓷管保存；或是使用一个用蜡密封的水晶盒装存。

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曾经记述了自己接种牛痘的经历：“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戴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摸摸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西方免疫科学的传入和造福于国人，在先生的笔下，显得那样稚气而可爱。

但是，部分国人在“造福变造祸”的本事上，也是古已有之。据史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初，行医者使用的牛痘苗并不总是健康的，在种痘后天花发作的病例很常见。庸医为获得更大收益使用变质或是无效的牛痘疫苗，甚至以人痘取代牛痘，在广州的种痘书籍和新闻报道中很常见，这些作法不只在广州，更遍布全国。”

有时未免想：为什么药品安全出了那么多次惨痛的“人祸”之后，依然得不到有效遏制？这里面折射出的肯定不光是监察体系不健全、道德水准不到位等问题。此次疫苗风波之中，一些学者嘲笑国人的愤怒不够理性，可是笔者以为，假如敦厚的中国人真的缺少理性，也是因为几千年来，面对各种卑劣的行径只知隐忍而不会愤怒的缘故。（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