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委员出版回忆录，接受新京报专访称搞外交要随时准备经历危险甚至牺牲

戴秉国

75岁的戴秉国精神头儿十足，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浅蓝色衬衣搭配淡紫色领带，外面是一身笔挺的深色条纹西装。

4月6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他坐在一张宽大的黄色沙发上，只系了西服的第一颗扣子，双脚微微八字打开，多数时间保持轻松的微笑。聊到兴起，他又会开个玩笑，逗得人哈哈大笑。

谈起退休后的生活，戴秉国显得很淡然，“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近日，《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京出版。书中戴秉国回顾了2003年-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

“朱总理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

新京报：你在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于退休后。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期间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戴秉国：写了三年左右。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写。开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几个同志帮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补充修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纲要，又经历了反反复复的修改。

前年，朱总理（朱镕基）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外交部的领导和许多同志都支持和参与了这个工作，因为要把那么多战略对话梳理清楚还是要费点功夫的，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另外，实际上写这本书不是三年前才开始，好多东西是过去就思考过。比如，苏联的解体和教训等内容，过去都反复想过。

新京报：写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国：有一张照片书里没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国的合影。那张照片太幽默了，他是个巨人，拉着我这个小个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可以参展去，说不定能得奖。（笑）

“曾把苏联几位领导人请到中国闭门探讨”

新京报：你的外交生涯长达半个世纪，是否遇到过危险情况？

戴秉国：搞外交工作，要准备经历危险甚至牺牲。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我被派到苏联去工作。当时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话，这次去会不会被扣为人质。

坐飞机也曾经历过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飞机眼看就要着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来又飞到德国去了。当时可能是降下去有危险，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会是什么后果呢？搞外交得时刻准备着，上了飞机之后就得准备着可能会出事儿。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胆不行啊。

新京报：工作中，你的外交意见有没有跟领导发生过相左的情况？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戴秉国：我作为下级，偶尔会遇到。对问题的看法或处理，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要以为领导好像都是不听意见的，你只要说的有道理，他们都能接受。

我年轻时，在驻苏联使馆的研究室工作。当时，对于怎么看待苏联的问题，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一次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就跟领导意见相左，当时我不注意方法，感觉有点儿把他逼到了墙角。之后回想起来，觉得我还是缺乏磨练。这位领导心胸很宽广，后来我从莫斯科回来，他还非要我到他手下去工作。

新京报：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记忆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戴秉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说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还是很难忘的。比如，“文革”期间，我作为外交部苏欧司的科员，曾去苏联驻华使馆外劝阻我们的红卫兵不要冲击人家的使馆。当时爬上墙壁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

还有一次是2003年，我刚从中联部回到外交部。那时SARS已经开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异常寂静。东盟要开会讨论SARS问题，我们如果不参加的话就会很被动。我通过一个适当的场合，推动东盟很快邀请温家宝总理去参加。那是温总理上任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时，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12点以后。因为境外火炬的传递是外交部门负责的。我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每天必须看到火炬平平安安传递下去才能回家。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苏联解体后，我把苏联时期的几个重量级的领导人，先后请到北京来闭门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等问题，很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