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戈尔巴乔夫会晤 邓小平思考了好几年”

新京报：书中有个细节，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亲自敲定“只握手，不拥抱”等细节，这种领导人敲定细节的外事活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戴秉国：好像很少见。这个是特别需要时才这样。戈尔巴乔夫访华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为了这次会晤，邓小平同志思考了好几年。“只握手不拥抱”就是要体现一种分寸，告诉人们怎么看这件事，今后的中苏关系应该怎么把握。

新京报：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你在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曾开口夸她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这样的开场白也给双方的对话带来了良好效果。另外，你还在这次访美中带去了小孙女的照片。诸如此类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国：也不常用。这个要用得恰到好处。比如说，我在会见美国国防部一个比较强硬的人物沃尔福威茨时，坐下来以后我就说，人们都说你是强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强硬啊。这样一来，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后来谈得也很流畅。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风格？

戴秉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点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我觉得既要坚持原则，同时又要注意策略。这个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则坚持要坚持到什么度，灵活要灵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时候你该厉害时厉害不上去也不行，厉害时也不是说凶神恶煞，那也不行。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新京报：你曾多次作为胡锦涛主席的代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这种情况下你的行为和言谈细节，自我发挥和提前设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国：相当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按预定的去办。因为预定的都是经过审批的，经过大家仔细推敲的。但是现场的应对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诚友好的态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娴熟，还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我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新京报：退休三年来，你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什么？

戴秉国：我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新京报：你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国政要还保持联系吗？

戴秉国：我们经常见，每年都会见，有时候不止一次。在中国和美国都见过。我退休后见了很多外国政要，大概有几十人次。我要见他们就得自己做功课。

新京报：所以你退休后每天还都看新闻。

戴秉国：不止是新闻，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谈呢？要了解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每天都要看点东西。我还要做点记录，现在已经记了两本，是用毛笔字做的一些阅读笔记。因为光靠脑子记是不够的，有些东西还是要有文字的记录，回头还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

新京报：退休之后，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戴秉国：处于一种半工作状态。一个是见一下外国的老朋友，还有一个是在国内一些地方走一走,还去看了看求学过的地方，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见了同学和老师，老师是不能忘的。

新京报：回到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戴秉国：特别亲切。过去跑国外多，跑国内少。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还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参加贵阳国际生态论坛。还有几个地方，我会帮忙推动一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闲不下来。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们交流，这样可以增长知识，活跃自己的头脑。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后每天可以睡足觉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这个问题，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两次安眠药。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

新京报：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戴秉国：现在吃饭睡觉都可以，精力也比较好，我也比较乐观，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 对话人物

戴秉国

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记者 贾世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