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为国家社稷而生

杜甫的出身和教养都决定了他一定会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他的为官并非为了一己的富贵荣华，而是上为皇帝，下为天下苍生。早年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写道：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崇高的理想与可悲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这种情形伴随了杜甫的一生；他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并没有陷入“感士不遇”的情结不能自拔，而是始终坚持其忠君爱民的理想，写下了大量动人的诗篇。

杜甫的忠君是有原则的，一要符合大唐王朝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二要合于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所以他对官场和社会上的腐败倾向痛加批评，即使涉及宫廷也不稍假借，典型之作如《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只是在他心目中“今上”（当今的天子）总是圣明的。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在等待了很久很久之后，终于得到一个低级的官职：太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而一个月以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前后7年，把大唐王朝弄得元气大伤。天宝十五载（756）五月，杜甫再一次赴奉先，把家小从这里迁到白水他舅舅那里去。同年6月，潼关失守，长安告急，玄宗逃往成都。杜甫的官自然也当不下去，他觉得白水也不安全，遂带领全家，取道彭衙、芦子关、华原、三川向北逃难，一路吃尽辛苦，差一点儿家破人亡；在三川时，适逢华池水、黑水、洛水因暴雨而洪流泛滥，几乎葬身鱼腹，好不容易走到鄜州（今陕西富县）才安顿下来。途中颇有诗作，对民间疾苦多有反映，事实上他本人也正是一介难民。在鄜州，杜甫听到太子七月即位（后称肃宗）于灵武（在今甘肃）、改元为“至德”的消息，在把家小安顿在这里的羌村后，自己立即只身赶赴灵武，为处境困难的新皇帝效劳。一头是苍生，一头是皇帝，哪一头杜甫都放不下。

在奔赴灵武的途中，杜甫被安史叛军捕获，押回长安软禁起来。到第二年四月，杜甫看准一个机会，逃出长安，奔向肃宗此时所在的凤翔（在今陕西），“麻鞋见天子”（《述怀》），不久被任命为宣议郎、行在左拾遗，其“告身”即任命书的签署日期为“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

拾遗是一种“从八品上”的小官，在朝廷里本无足轻重，皇帝也不一定肯听他的劝谏，但杜甫立即深入角色，非常负责地执行其谏官的责任，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可是他的热忱和忠心很快就碰了一个大钉子，他上书言事完全不合肃宗的意思，很快就被赶出朝廷，虽然表面上说是让他回家去探亲。杜甫一向公而忘私，当他逃出长安时并没有想到回家，初拜左拾遗时更未想到回家，而是“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述怀》），其时只是写一封信回家去通报情况而已；后来得到回信，说情况还好，也就放心了；而现在却意外而违心地必须回家一趟。

此行产生了《羌村》三首、《北征》等著名的诗篇，后者是一首700字的长篇，内容非常丰富，其结尾处写道：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

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这里委婉地批评了唐玄宗晚年为政多误，在内乱爆发后情形非常狼狈，幸亏陈玄礼将军在马嵬发动兵谏，才扭转了局面。诗中提到大同殿、白兽闼，都是长安皇宫里的建筑，现在还在叛军手里，杜甫强烈地希望能够尽快收复。虽然不久前杜甫因谏诤而遭到来自顶层的打击，但他在写这首诗时，仍然没有忘却自己作为谏官的责任。

关于马嵬之变，流行的解释说，唐玄宗是在陈玄礼将军发动兵谏的严峻形势下被迫赐死杨贵妃的，例如陈鸿《长恨传》写道：“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忠奉擞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但事情也很可能是唐玄宗抛出贵妃以塞天下之怨，在政治上争取走出被动。杜甫深悉马嵬之变的种种，所以《北征》的末段只是高调歌颂陈将军而不提唐玄宗，这应当是他的春秋笔法，褒贬实寓于其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两句意谓夏、殷虽到了衰世，也不曾听说（这是委婉的说法，事实上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其间有国君亲自下令诛杀妃子的事情，也就是说，其时的君王虽然极其昏聩，也还没有走到拿女人开刀以自救的地步。

按中国古代的传统，已经去世或下台的皇帝，略略批评几句已经无妨。只有当今的皇帝是不能批评的，所以《北征》中对唐肃宗只有歌颂之词。这对保持政局稳定是完全必要的，杜甫一向坚守这样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