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创刊于上海的综合型文化月刊，曾几何时风靡全国，其影响力所及，延续了一个世纪，成为一座文化坐标。它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所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推动着时代巨变的步伐。

这个杂志就是创刊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

1920年蔡元培（左二）、胡适（右二）、李大钊（右一）等合影。这3人都在《新青年》杂志的发展壮大中起了积极作用。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号。杂志的封面构图由三部分构成，最上面是一字排开，两两成群的青年人，标注着法文“LA JEUNESSE”（新青年）字样；中间是英国传奇人物卡内基头像；最下面写着刊物的出版商“上海群益书社”。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这是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每号约100页，六号为一卷。后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杂志》同名而改名为《新青年》，自此一直沿用到终刊。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寄语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杂志所涉主题广泛，有鼓吹法兰西文明，称其象征有三：人权、生物进化和社会主义。有论述民本主义，称“国家者，乃人民集会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近世“民主的国家”，才是“真国家”；专制的国家是“民奴的国家”，是“伪国家”。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杂志还明确其批判的锋芒，是儒家的“三纲”及封建的伦理道德，认为这些说教“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国人缺乏的这种“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1915年9月17日，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写给安徽同乡好友梅光迪的诗中云：“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文学革命”的口号由此提出。

这一口号的提出，引发了陈独秀的强烈共鸣，他认为“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有意改良文学或曰文学革命。1916年2月3日，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8月13日，陈独秀复信胡适：“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一个要“造新文学”，另一个要“改良文学”，他们都心有灵犀，共同感觉到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

《青年杂志》出版第一卷后，因故停刊6个月。1916年9月复刊后的杂志自二卷一号始，更名为《新青年》，封面开始醒目地印有“陈独秀主撰”。

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胡适于8月21日给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攀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接信后很快作答：“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又说：“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倘能发为宏议，以资公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10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胡适，对文学革命更寄以真切的企盼，信中说：“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并让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到了11月，为亚东图书馆招股扩大书局的事，陈独秀和汪孟邹于月底来到北京。恰逢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正为聘用文科学长事犯愁，有沈尹默、汤尔和的极力推荐加上蔡元培早就熟知陈独秀，有意聘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新青年》就此因陈独秀而迁至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