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何去何从？

陈独秀在上海为商量《新青年》事宜致胡适、李大钊的信。陈独秀在上海独自主编《新青年》，遭遇了经费、稿源等方面的困境，他只好向北京同人求救。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也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被捕。经多方营救和舆论声援，他被捕98天后获释。出狱后，陈独秀收回《新青年》编辑权。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大排挤出校的陈独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陶孟和等，就《新青年》何去何从的编辑方针，提出意见：“（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此时，陈独秀正在筹组共产党，《新青年》也因之而染有党派政治色彩。8月2日，他在编完八卷一号的《新青年》后，给胡适去信，希望在二号（即下期）上，胡适“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笔力和社会影响力，扩大《新青年》的知名度，可这又谈何容易。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前，又先后给北京同人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鲁迅、周作人、王星拱等人去信。前封信告知《新青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3人。”这4人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信中还期待“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3位久无文章来了）”在后一封信里，陈独秀也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又少，也是重大的原因，请二兄（指高一涵、胡适———引者注）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前封信在9人中传阅后，陶孟和建议：“《新青年》既然不准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胡适当然清楚，《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已是既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他即致信陈独秀，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办法：“1.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九卷一号移到北京，并发表一个宣言，内容是“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

很快，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见，周作人同意第二种办法。鲁迅也以为第二种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宣言不谈政治，则认为大可不必了。陶孟和也给胡适来信，坚持第三种办法，并在信中说：“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这些意见，胡适很快便致信陈独秀，以征求他的看法。陈独秀看完信后，立即给他们9人回信，答复他们：不赞成《新青年》停刊，也不赞成宣言不谈政治，仍然表示：“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

陈独秀太天真，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报的《新青年》，怎么可能会得到信奉自由主义的北京同人的支持。正在组党的陈独秀自然也不会放弃《新青年》，在得知北京同人的意见后，自知难以再说服北京同人，故在致胡适信中说：“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功夫帮助文章。”至此，同人编辑已成昨日黄花，《新青年》终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

1923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1926年7月，《新青年》出版第五期后停刊，停刊也即终刊，一段颇为辉煌的历史结束了。文/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