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硝烟中的交通大学

1937年8月1日，交通大学改归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并因全面抗战的爆发，开始了各自的坎坷经历。“淞沪会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考虑国际影响，不同意交大沪校内迁的请求，学校遂被迫迁至上海法租界继续办学，其在徐家汇的校园被日本侵略者强行占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租界也落入侵略势力之手，汪伪政权更阴谋接管交大沪校。为应对形势变化，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2年8月8日决定将两年前在重庆设立的交大分校改为交大总部，把设在法租界的沪校改为交大分校，对外称“私立南洋大学”。后来，沪校仍被汪伪政权强行接收。

华北地区沦陷前，交大的唐山、北平两校被迫向后方迁徙。1938年初，先迁到湖南湘潭复课。11月，因日军迫近、长沙被焚，学校不得不辗转迁往广西桂林。但在抵桂次日，日机即尾随轰炸，学校的全部图书、仪器和行李均被炸毁。师生们不得不转移到柳州暂避。

1939年2月，学校又被迫迁往贵州平越（今福泉）复课，改称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设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及土木、矿冶、铁道管理3系。

1944年冬，黔桂战事紧张，交大贵州分校只好再度迁徙，于次年初迁至重庆璧山的丁家坳复课。学校在璧山立足未稳，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下令要其在暑期迁往甘肃天水，改称国立交通大学甘肃分校。抗战胜利后，学校随即由重庆分别迁回唐山、北平复校。

即便是在战火硝烟、颠沛流离的艰难条件下，交大师生仍然不屈不挠、精心育才，以顽强的精神进行文化抗战，为战后民族复兴积蓄人才。

上海沦陷后，交大沪校迁入法租界租屋办学，校长黎照寰和众多教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仍一丝不苟地辛勤育才，培养出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美国“华人电脑大王”王安等许多优秀人才。后来，当学校被汪伪政权强行接管，黎校长和裘维裕等一批著名教授都愤而离校，绝不与日伪合作，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0年8月，经后方的交大校友不懈努力，在重庆新建交大分校，两年后再变为国立交大本部，并在原有的电机、机械、土木、管理等系之外，增设了航空、造船、轮机、工业管理、财务管理等新系，以及电信工程管理、航海等专修科，号称“海陆空”俱全，学生数量也增至1700多人，在极其困难的战时创造了交大新的辉煌。

唐校、北平分校辗转迁徙，经历千辛万苦，在偏僻的小山城平越合并为交大贵州分校，师生们在衣食不继、图书仪器大部被毁的艰苦环境里，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同样培育出许多优秀人才。仅1943年矿冶系一个班后来就同时出了徐采栋、肖纪美、邱竹贤3位院士，全面抗战期间该校毕业生中就出了10位院士。该校校友杜镇远、龚继成、李温平等主持修建滇缅铁路、滇缅公路、中印油管工程和众多军用机场，赵祖康长期主持全国公路建设；黄万里主持甘肃河西水利总队，全面调查、规划河西地区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他们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渝校学生2000余人，分四批返沪。唐山学院复校后独立，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北平学院复校后，独立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