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怪”而另辟蹊径

八大山人的画作还有一个极其突出的艺术风格，就是“怪”。

八大山人的画无疑是直抒胸臆的，但他的“直抒”是通过晦涩难解的题画诗和奇奇怪怪的变形画来表现的。例如他所画的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似是而非，特别是对眼睛的表达，都不是人们在生活中所看见的：生活中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在中间，一动不动；八大山人画中的鱼、鸟，眼珠都能转动，常常让人觉得这些鱼和鸟在翻白眼瞪人。他画的山石也不像我们惯常所见所画，而是浑浑圆圆，有时上大下小，头重脚轻，他想搁在哪里就在哪里，也不管它是不是稳当，立不立得住。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仅仅几个杈椰，几片树叶，在森林中几万棵树也挑不出这样一棵来。他画的风景，山是光秃秃的，树也总是东倒西歪的，给人荒凉冷寂的感觉。

然而，正是这些怪诞，让不少热衷于八大山人的画家折戟沉沙，不得不“艺止于八大”。这中间，的确有一些人，在自己原有的路子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艺术成就，但他们错误地把追求“怪诞”确定为更新目标，结果迷失在险怪之中，找不到北了。还有一些人，压根儿就不愿在基本技能上下功夫，剑走偏锋，想用“怪”来哗众取宠，当然也不会有所收获。

走入这一误区者实际上并不懂八大山人，更不明白八大山人的“怪”是有条件、有前提、有背景的。

八大山人朱耷是朱明王朝的后代，作为皇族，明朝的灭亡，特别是父亲的早逝，使他内心极度忧郁、悲愤；异族的高压政策和血腥统治，更迫使他装聋作哑，隐姓埋名，遁迹空门，潜居山野，以保存自己。他几乎终其一生都是疯疯癫癫的。朱耷在60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啼笑皆非的痛苦心情。朱耷的弟弟朱道明，也是一位画家，风格与之相近，甚至还要粗犷豪放，他的书画署名为牛石慧，把这三个字草书连写起来，很像“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对满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们两兄弟署名的开头，其实是把“朱”字拆开了，一个用“牛”字，一个用“八”字，这样隐姓埋名，可谓用心良苦。

八大山人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所以我认为，八大山人的“怪”，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愤懑的释放，是一种压抑的呐喊，是一种叛逆的表达。这样的“怪诞”，今天的画家所不能体会，从艺术论的角度讲，不是不可以“怪”，而是我们无法产生“怪”的初衷，无法获得“怪”的初始动力。如果不明白这些道理，而一味地盲目追逐和描摹他的“怪”，实在是“无聊不识何为怪，为怪而怪自作怪”！

因此，我在研习八大山人画作时，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他的怪诞而另觅别径。事实上八大山人的艺术境界是很开阔的，艺术风格也是多样的。八大山人长于水墨写意，他的山水画近师董其昌，远法董源、巨然、米芾、黄公望、倪瓒等诸家，但又强烈地表现着自己的个性。如那些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笔草草，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拾掇，但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深受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但画中所表现出的兀傲之气，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胆剪裁，则完全是他的个性恣肆所然。让我感到欣喜和着魔的是八大山人所师法的古方家，竟多数为我所私淑。我出生在南方，和这些画家一样，从小生活在江浙的石径云兜之中，对南派山水以及花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曾悉心临习过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临习过“米氏云山”，也曾刻意模仿沈周和徐渭，于是，我把这些用八大山人的“简”加以解构和整合，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