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典范意义与影响

《诗经》虽然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为“经”，其实它发挥经典的影响，却可以上溯到汉代以前。《诗经》的典范意义与现代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内涵层面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社会生活面貌，内涵极为丰富。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丑恶的严厉批判，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两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开创了许多重要典范，为历代推崇和沿用。《诗经》的征役诗既表达了周人爱好和平、反对穷兵黩武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同仇敌忾、保卫和平的坚强决心，同样具有极强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人民四季劳作、期盼和贫困，显示两周时代诗人关注民生、关注底层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诗经》中的婚恋题材诗篇，表现了合乎历史进步潮流的新典范，展现了周人的活泼、开放、大胆追求，以及经受挫折的坚韧，也对历代社会基本单元的构建、和谐，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经》的流传不衰及其经典地位表明，诗歌从来都不只是聚散悲欢的个人抒写，同时也是时代风貌的深情展示，甚至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推力。

其次，是诗歌艺术的启迪。《诗经》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正是由于对社会、民生的强烈关注与深情且精心的抒写，数千年来，诗歌赢得了社会和读者的推崇及巨大声誉。《诗经》艺术探索还有两个方面极为宝贵。其一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诗经》避免了单一的平铺直叙而更为丰富多彩，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穿透力。初唐时期，陈子昂提出了著名的“魏晋风骨”“兴寄”“风雅”说，力图匡正六朝以来内容狭隘颓靡、表现形式单一、追逐词彩华丽的歧途，为唐诗设计合理的方向和基本的理论标准，这被视为唐诗繁荣的理论保证。“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兴寄”即源自《诗经》的比、兴手法，明显针对初唐诗歌表现形式多为平铺直叙的“赋”法，以致太过单一、贫乏的现状。有唐一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风雅”“比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反观今天的新诗，大致也是平铺直叙为多，运用“兴寄”进行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创造不足，与初唐时期整体上还比较狭隘、单一乃至浮躁何其相似。就像曾经引领唐诗的繁荣一样，《诗经》的“风雅”和“兴寄”，或许也可为现代新诗指明方向。其二，《诗经》大多为相当整齐的四言诗，整齐使深情、厚重的内涵更为凝练、精粹。我曾指出，整齐是汉语的特质，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达到汉语的整齐程度。即使现代汉语，随便看宣传语、流行语，整齐、对称的文句比比皆是。汉语的这种特质，在诗歌中最为鲜明。不要说整齐的《诗经》、格律诗，即便是长短不一的宋词，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整齐、对称的诗句。由此来看，尽管新诗以自由活泼著称，但若要为汉语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为汉语和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仅追求自由而缺乏锤炼、精辟与必要的严谨形式，显然是有限的。新诗也需要在自由活泼的基础上，一方面追求贴近社会的深厚思想感情的抒写，另一方面把其中一些诗句提炼成厚重而精辟的“文化因子”，让一个时代的风采以更优雅的形式进入文化的深层积累。因为过分散漫的形式不符合信息流通的“效率原则”，不利于语言、文化的高频传播、高效接受和长期积累。

张中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诗学与文化学。诗学研究集中于《诗经》、唐诗和现代新诗，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儒家智慧与中华文化的优势互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诗律的语言基因与文化传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