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离家较远的老师，大家还商定让老师在各家轮流吃住，或者吃在这家，住在那家。无论什么方式，塾师的吃饭问题总能够得到解决，也就节省了相当一部分开支。

束修和膳食都是塾师的基本收入，虽然数量不定，好在旱涝保收。相比之下，节敬并不是塾师的固定经济来源。一般来说，稍微有些条件的学塾都会在几个重要节日向老师送点银两，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俗称四节礼。有的地方，还会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凑成七节礼。节敬的数额多寡不一，从几十文到几千文，加起来基本不会超过全年的束修。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学塾实在囊中羞涩，基本工资之外没有什么节敬，那塾师们也没办法，私下里面只能抱怨几句“节礼包分文未见”。想想也真是有点悲催。

塾师的待遇之所以微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并没有获得士绅身份。通常来说，假如一位老兄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秀才功名，那回到乡里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即便当个塾师，工资也不至于太寒酸。而一些连秀才头衔也没有的老师，读书作文的水平确实不怎么高。虽然教育小孩子绰绰有余，但在别人眼中往往也就这般身价了。

昔日之师，今日弟子

单从收入上来说，塾师的生活无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师重道的风气下，塾师的尊严还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敬重，这也让塾师们倍感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教书先生往往是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留着一把胡须，手中拿把戒尺，摇头晃脑带着一帮小孩背经读史。有不听话或背书不给力的熊孩子，免不了被打手心、抽屁股。塾师的威严，在这里完美展现出来。塾师也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

塾师的威严，既是他们对付小孩的手段，也是自己骄傲的资本。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原来的私塾纷纷关闭，新式的学堂相继成立。一些曾在私塾教书的老先生们，顿时失了业，只好到新式学堂里另起炉灶，学习新知识。而这些新学堂的“老师”们，虽然有的留学东洋，有的留学西洋，但小时候大都还有过私塾学习的经历。产生的窘境是，底下坐着的某位老先生，可能就是自己当年的幼师。

包天笑回忆说，苏州师范传习所成立后，一位留日归国的青年教师看了报名的新生名单，忙说不能教，原因是：“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我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还有的青年教师，鼓足勇气站在台上，努力去面对台下曾经的塾师。但老先生似乎感觉无所谓，拿起烟斗，呼呼地抽起水烟，立刻又让台上的毛孩儿体会到了什么是师道尊严。类似的例子甚多，直让人哭笑不得。

塾师各种苦

威严上的满足，却无法掩盖塾师日常生活的苦闷。科举体制下，读书人的梦想是科考为官，出将入相。但现实很残酷，能够考中的人毕竟只是其中的少数，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回归乡里，谋得一职，聊以度日。当了塾师的人，更要承受这种心理落差。

蒲松龄就曾写过四首打油诗，题为《塾师四苦》。每首开头，都是“人言教书乐，我道教书苦”，可见确实比较苦。那么，怎么个苦法呢？归结起来有：一是课时多，身体累。“清晨便教书，口舌都干苦”。“开学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二是学堂破，硬件差。“塾堂两三间，东穿又西破。上漏并下湿，常在泥中坐”。三是住宿苦，难入睡。“虽有青麻帐，又被鼠穿破。夏间灯烬时，便受蚊虫蠹”。四是食不精，饭难咽。“粥饭不周全，酒肴亦粗卤。鱼肉不周全，时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酱又没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