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描述，或许只是个别情况。尤其对照前面提到的各家轮流给塾师提供好吃好喝的情形，更能看到每个地方塾师的生活状况真是千差万别。但教学时间长、管理小孩费心力，则是各地区乃至从古至今小学老师的共通之苦。当然，苦的还不止这些。清代塾师就算赚得少点、工作累点，也还能坚持忍耐。最难受的莫过于学塾拖欠工资，到期不发或少发，可苦了这些本不富裕的塾师们。有人曾作诗说：“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老师们挨家“讨薪”的样子，真有点不成体统，但也真是无可奈何之举。

爱岗敬业，教育有方

总体来说，清代的塾师是一批爱岗敬业、教育有方的群体。生活的苦闷、孩童的顽皮，并没有影响他们尽职尽责地传道授业。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启蒙教育，才为这些小孩以后学习更高深的知识打下了基础。而且，针对小孩多动爱玩的特点，塾师自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和教学方式。

抱怨过塾师四苦的蒲松龄，还写过一篇《训蒙诀》，翻译过来就是《幼儿教学大纲》。内容不长，浅显易懂，可以作为塾师的入门培训读物。从教小孩认字、读书、作对，到洞察孩童心理，乃至作息时间、大小便，都列出了相应办法，今天看来仍旧有其合理性。其实，古代塾师还有更为细致的教学管理方法。曾在宋代大儒朱熹门下学习过的学生，归纳了朱子的六条教书、学习方法，分别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子不仅强调学习时要步步深入，而且应常怀谦虚心态，做到学问与人品的同步提升。朱熹另外被人称道的一点是，读书也要有怀疑精神，一些不知名小人物的言论兴许能够启人心智，而一些大人物的言论也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种开放的教学心态，的确值得肯定。

清代的黄六鸿，曾在《福惠全书》中记载过塾师一天的教学流程。从早到晚，每一刻钟都有规定的学习内容。每天早上小孩子来到学塾，先要背诵昨天学习过的知识。背完之后，才加一些新内容，争取做到熟读。早读之后，留出时间吃早餐。吃过早餐，开始上午的课程，包括临摹写字、讲解经书等。写字的时候，要逐字仿写。写错或写得不工整，塾师都会拿笔勾掉，令其重写，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塾师讲经的时候，须先讲大概意思，然后逐字讲解，务必明白简易，让小孩胸中了然。下午的课程，先要背诵早上所学内容，然后学习作对子。等到次日上课时，第一步也是先将昨日所学知识温习一遍，继而学习新内容，这便是“温故知新”。不仅如此，每过五日，塾师还要暂停教授新课程，让学生背诵、默写过去几天的知识点。每隔十日，则要默写过去十日的课程内容。

反复记忆的结果，便是学生能够记住更多的知识，进而逐渐积累增多。而且，我们以往对学塾小孩“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印象并不准确。灵活的教学方式，还表现在“因材施教”方面。清代嘉兴姚氏的家塾，分为东塾和西塾，东塾的学生层次较高，西塾的学生层次较低。该学塾规定，十岁以内的孩童，或大于十岁但智力稍显愚钝的孩童，在西塾学习；等到读书有所进步之后，则自动从西塾升入东塾。同样道理，东塾的小孩如果读书不够努力，进步不大，那么就自动降到西塾。东塾和西塾的学习内容、师资力量都有所不同，正是针对两边不同程度的学生而专门配备。

清代的塾师，大多扮演着启蒙导师的角色。他们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识和礼仪，虽然期待这些孩子当中能够产生未来的国家栋梁，但本质上还是延续了中国古人对培养“士”的一贯追求。这里的“士”，更偏重于一个人在学术、道德上的成就。而他们的认真负责精神，也被以后中国的诸多幼初级教师代代延续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