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取得胜利，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80年来，长征的故事不断传颂，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为中国革命、改革、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国庆假期，近6万人次参观了“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图为解说员在为参观者讲解。 新华社发

王新生

长征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就传播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专访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著名长征史专家王新生。

■让人民群众认识党和红军

记者：在长征过程中，红军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宣传工作，造成怎样的影响，为长征和革命胜利产生了什么作用？

王新生：长征是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行动。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红军要取得粮食等生活物资，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红军必须努力做好宣传工作，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红军长征途中，无论是中央领导人，还是普通的战士，都把宣传群众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只要有机会，就做宣传群众的工作。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中记载，红军战士住到当地群众家里时，都要和户主召开一次全家会议，给这家人讲红军的性质、红军的奋斗目标，力求使革命思想在老百姓中传播。每一个红军干部都随身带着一截粉笔，每天至少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

当时，红军的宣传内容也多采取简单明了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如1935年5月，以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内容有：“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号召“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除”。寥寥数语，朗朗上口，就把红军的性质、任务，党的民族政策，国民党军阀的黑暗统治，少数民族斗争的目标，等等，都反映出来了，使群众很快能够明白革命的道理。

红军的宣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许多贫苦青年加入到红军队伍，为红军补充了新的血液。当红军需要粮食时，人民群众就把自己不多的粮食卖给红军。他们还积极为红军带路，为红军挑东西，掩护红军伤病员。由于红军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同呼吸，共命运，因而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长征中开展的宣传工作，传播了革命思想，使人民群众认识了党和红军，对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深远影响，对中国革命胜利产生重要作用。

记者：长征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为宣传长征做了哪些工作，主题是什么？

王新生：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宣传长征胜利的伟大业绩。宣传长征，基础性的工作是先写长征的回忆文章。1936年春，经毛泽东提议，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负责，开始组织撰写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书籍。当时的计划是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参与编写的人忙别的事，拖了几个月。同年6月，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的斯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进入陕甘宁苏区采访，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毛泽东敏锐地发现，这是向外界宣传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杨尚昆联名发出一封致红军各部队首长的电报和致参加长征同志的信，指示：“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们纷纷拿起笔撰写记述长征的文章，在短短的两个月里，红军总政治部就收到了约200篇文章，共50多万字。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最后选定了其中100篇文章，10首长征中传唱的歌曲和歌词，另有两篇红军英雄谱，4份资料表，于1937年2月定名为《二万五千里》。1942年，该书在延安作为内部资料出版时，定名为《红军长征记》。由于毛泽东发出征文电报和信时红二、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故《红军长征记》收入的只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写于长征胜利结束不久，作者对长征中所见经历的事情记忆清楚、完整，是后人了解长征、研究长征不可多得的史料。在解放战争中，一些文化工作者，曾根据这些资料，写成红军长征故事，在各解放区产生很大影响。从当时党宣传长征工作主导思想上看，主题在于宣传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失败，显示共产党和红军的强大生命力、先进性，戳穿国民党反动当局所谓红军“溃入绝境”、“势将被歼”的欺骗宣传，并争取国内、国际各界对红军抗日行动的支持。

记者：长征过程中及其后，当时的国内外媒体做了哪些报道，给予了怎样的评价？这些报道为长征事迹的传播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新生：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公报》从1935年9月连续刊出了著名记者范长江赴红军长征经过地方采写的通讯，如《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文中称“红军”不称“共匪”，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传达了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即将到达陕北等消息。这些通讯与国民党宣布的红军即将被消灭的信息相反，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极大反响。由这些通讯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自1936年8月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并连印数版，点燃起人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希望之火。

红军长征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1935年12月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司令员朱德》一文，称“1934年末，中国红军开始了从江西到四川的历史性进军”。12月13日，《真理报》又发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赞扬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率领中华苏维埃大军，跋山涉水，辗转战斗，奔向新的革命基地。”1935年9月，陈云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同年秋，陈云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连载，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报道中国红军长征，在世界上产生强烈反响当属斯诺。斯诺在陕北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采访回到北平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民主》《亚洲》《每日先驱报》《太阳报》《太平洋事务》《新共和》《亚洲》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红军长征报道。特别是他在1937年10月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全世界全面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称其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此外，海伦·福斯特的《红色中国内幕》，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王安娜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都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这些报道和书籍，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对争取国际进步人士支持中国革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