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来看，协商实效性问题的提出，有着强烈的现实必要性和针对性，是针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中的问题和不足而提出来的。以人民政协的提案工作为例，它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是《意见》加以明确的政协协商中的一种具体的协商方式。从人民政协的历史看，六十多年来，提案工作始终伴随着人民政协的发展而发展，始终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形式，是人民政协“带有全局意义”的工作。

但从制度的定位、所提供的空间以及执政党和人民群众对政治协商的期待和衡量标杆来看，提案工作的实效性又尚有许多巫待改进的方面。从提案质量的角度分析，十一届全国政协五年中共提出提案28930件，经审查立案26699件。这些数量庞大的提案，虽则有许多经过深思熟虑、饱含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建议，但也不乏敷衍潦草的应景之作，甚至还有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毋庸赘言，这些“应景之作”或“极端主张”不但不会发挥什么积极的协商实效，相反，经过网络的成倍放大，反而会使舆论对政治协商的实效性产生不满，并由此对一些协商主体的能力和水平提出质疑，大声疾呼要关注政协委员的“社会责任、议政素质和政治良心”，制止议政资源的浪费，并建议加强对委员参政议政情况的监督。从办理质量的角度分析，虽则政府部门为大量提案的办理付出极大的努力，办理工作也成效显著，但毋庸讳言，形式化的、应付性的答复并不罕见，又引起提案人对办理实效性的困惑和疑问。但从提案办理方来看，提案量大、重复率高也是事实。例如，国务院有的部门一年需要办复的提案就达千件，占用了大量行政资源，使办理部门疲于应付，也使得许多真正具有真知灼见的提案淹没在众多一般性的提案之中，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互相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但是，对于协商实效性的理论认识偏而不全、浅而不深，导致在机制和程序上的设计针对性不强，具体的工作运行中效率不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见，深人研究协商实效性，加强理论认知，理清思路，抓住关键，从实际出发，切实提高提案工作的实效性，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性。

二、 从协商目的和过程分析协商实效性

所谓实效性，简单地说，即是一项事物（动作行为、机械装置、体制机制等）实际发挥功能所达到的程度。不同的事物，其实效性的具体内涵和衡量标准也不相同，主要要由该事物的性质或设计的目的及其内在结构来决定。协商民主的实效性，也就是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在政治生活中实际发挥的功能、作用所达到的程度。因此，其实效性的内涵要通过分析协商目的、协商结构、协商过程来明确。

众所周知，协商民主的目的，是在一个利益、文化多元的社会中，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对话形成共识，达至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协商结构来看，一个具体的协商过程，包括议题设置、协商发起、对话展开、协商结论、进人决策等环节。由于协商目的和过程具有多层次、多环节特点，因此，其实效性与其他事物的实效性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例如，发动机的实效性仅仅体现在机器发动之后功率的输出上，具有终端性、一次性的特点。而协商实效性，从协商目的的角度来看，其共识的达成渗透在每一个协商环节之中，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某种程度的实效性的实现，一旦经过协商，在协商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协商也就产生了某种程度、某个层次的实效，而并非一无所有。从协商过程的环节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环节，都对形成共识、进人决策发生作用，都是协商共识进人决策的一个阶段，因此，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实效性。也就是说，理解“协商实效性”概念，包括从目的到过程以及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观察，深刻认识协商实效性来源于协商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这样的分析，可以破除对于协商实效性的简单化、狭隘化、终端化的理解，如果仅仅强调一个提案提出的意见建议是否即时采纳，就由此判定它“有没有用”，或者由于一个提案没有即时进人决策，就轻易宣布它为“没有实效”，就会看不到其中的丰富内涵和多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