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十余次来到黄浦江畔。1911年12月至1924年11月，他与上海结缘更深，在沪先后有过寓所三处，并以此为战斗阵地，开展了一系列重要活动。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追寻先贤留存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足迹，纪念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1922年11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沪合影

第一处行馆：对近代政局产生影响

1911年12月25日早晨，孙中山从海外乘英国邮轮“狄凡哈”号经香港驶抵吴淞口。在薄雾细雨中，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出的军舰“建威”号进行护航；　黄宗仰等在一艘悬挂两面革命军旗帜的专用汽艇上，前往迎接。当身穿黑色西装的孙中山面带微笑，在黄浦江海关码头（今汉口路外滩）登岸时，天空晴好，恭候这位辛亥革命领袖的各界人士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随即，孙中山乘牌号为“176”的汽车去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爱俪园（今上海展览中心一带），接见同盟会骨干和相关人士；　午后，他又赴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伍宅，与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伍廷芳等会晤，了解南北和谈情况。

傍晚，孙中山入住沪军都督府安排的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这里原属法国人屠榭之产业，是一幢法国式的三层花园洋房，坐北朝南，每层有拱门式结构的房间八个，都带内阳台；外立面为砖墙，深灰色相嵌着暗红色；　前院和左右两侧都是碧绿的草坪，旁边种植小梧桐树，围着竹篱笆。

孙中山在行馆时，为了筹建“主持对内对外大计”的政府，他频频约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12月26日和27日的晚上，孙中山两次举行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方案；会上，针对有人主张内阁负责制，孙中山严肃地指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12月30日，孙中山又主持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修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发表宣言批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这天，他还接见新成立的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的中国社会党负责人，畅谈革命主张和社会主义，宣布“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表示自己“竭力赞成”社会主义，号召“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

孙中山在行馆时，为了鼓舞民众，他屡屡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在接受上海《民立报》记者采访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数日后，又应请为这份由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创办的报纸写下“戮力同心”的题词，并手书“‘Unity’is　our　watch word”的英文题词，希望革命党人始终团结一致。当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记者问及是否从海外携来“巨款”，他明确回答：“我未携金钱来，所携来者革命之精神耳！”上海法文报纸《中法新汇报》总编辑莫耐斯梯埃采访后，在发表的《孙中山采访记》中提到：“大院四周停了数辆轿车和‘西克桑’车。我们立即知道，屋内有许多来访者。出示名片后，我们便被引到一间由餐厅临时改为办公室的屋子”，“孙中山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立即认出了他。还是像我们多次在照片上见到的那样，他的脸庞充满了智慧和力量。初次接触，乍一看来，他是谨慎的，但目光深邃，炯炯有神，上唇蓄着细而密的小胡子”，“我们立即表示了对革命成功的祝贺……又问：您对所建立的共和体制有明确方向了吗？孙答：我个人赞同汲取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各自长处，选择一种间于两者的共和体制”。

在六天里，孙中山起早摸黑非常忙碌，几乎没有空闲，所以报纸称他是“一刻千金”。据相关史料记载，上海工商界为了支持新政体，慷慨资助了七百万两白银。

1912年元旦，孙中山离开行馆，在数千人的欢送下，从上海北站乘专车赴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旋返上海。4月19日，上海《民立报》报道：日前孙中山“由中西绅商公请至宝昌路四百零八号洋房内”，出席了欢迎会。

经历百年风霜的孙中山行馆旧址，相继做过启秀女中、上海第十二女中、淮海中路小学的校舍。现在，它基本保持原来的面貌，雕梁画栋依然清晰，显示出不一般的气势。可以说，这幢房屋是酝酿筹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府的地方，它曾对近代政局产生影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