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故居：历史性的会见

1918年5月初，由于西南军阀和政客阴谋改组护法军政府，孙中山愤然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务。6月26日，他乘船回到上海。

随即，孙中山入住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旅居加拿大的几位华侨鉴于这位开创共和的元勋与夫人长期居无定所，就集资赠送一座住宅；　他闻讯后不肯接受，经大家反复劝说并考虑到便于革命工作，他才接受下来。这是砖木结构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外墙饰以灰色卵石，屋顶铺盖洋红色鸡心瓦；底层为客厅和餐厅，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小客厅；楼前有正方形草坪，三面绕以冬青、香樟和玉兰等。从此，夫妇俩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在书房内，孙中山曾一次又一次地沉思，总结革命经验，探索革命新路，并发奋撰述完成了《孙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又名《物质建设》）等，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即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个部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热忱支持，他立刻致电徐世昌“责以不能为卖国者庇护，且不能妨碍学生与各界之爱国运动”。经孙中山指派，上海　《民国日报》　总经理邵力子于5月6日赴复旦大学，在该校饭厅发表演讲，通报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　全体学生热血奔涌，马上行动起来，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并筹建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29日，上海学联正在考虑总罢课后该如何动作，孙中山又派代表约见负责人，鼓励学生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同时建议学生抓住时机，大胆去租界游行，扩大影响。那时，租界不准学生游行，一旦学生与巡捕起冲突被抓，根据所谓“领事裁判权”，中国律师不能出庭辩护，孙中山特聘请了外国律师，以便在需要时出面交涉。5月31日，上海学生破天荒闯进租界公开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6月2日，孙中山在寓所接见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总干事朱承洵，听取此次游行经过和一些教会学校阻挠破坏的情况汇报后，他高兴地说：“你们能攻破上海这个　‘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在对五四运动进行支持的过程中，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新的思潮对广大青年的强大号召力，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使他开始调整革命的方略，以便“重新创造一个全民所有的新国家”。10月10日，孙中山在沪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废除旧的总章，公布新的规约，设本部于环龙路44号。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由沪赴粤重建护法军政府；　翌年5月5日，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乱；　他指挥反击受挫，于8月14日回到上海。

不久，李大钊由杭州到申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受中共中央委托到上海孙中山寓所拜访，两人曾多次交谈。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世界思想潮流、国家政治建设等的精辟看法，都引起年长二十余岁的孙中山的重视。两人谈兴甚浓，论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竟接连几个小时不止。李大钊在后来撰写的　《狱中自述》　中，记述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间……”宋庆龄也曾回忆此情景：“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在此前后，孙中山还会见了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代表越飞等。尤其是从1923年1月18日起，孙中山在寓所同越飞数次交谈，商讨国民党改组等问题。1月26日，他们联名发表了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2月15日，他由沪赴粤，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17日，孙中山由粤返沪，在寓所接见各界人士，阐述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1月19日，在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谋求和平统一的主张。11月22日，孙中山毅然偕宋庆龄等离沪北上，他再也未回来，因积劳成疾于翌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临终前，留下了《家事遗嘱》，其中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原址居住，直至1937年冬移居香港。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将该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如今，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早已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故居内部陈设绝大多数是原物，并根据宋庆龄生前的回忆按原样布置。

上海孙中山故居和寓所旧址、遗址，都是申城宝贵的文物资源，它们见证了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凝固了一代伟人的光辉足迹，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