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对苏州评弹并不陌生，200多年前的故宫御花园，就曾荡漾琵琶与三弦伴奏的吴侬软语。据说，清朝鼎盛时期的著名艺人王周士，曾经晋京来给乾隆皇帝演唱声腔清爽干脆的姑苏弹词。王周士受宠，被赐予七品京官，得闲撰写了评弹理论著作《书品》《书忌》。书中，他立下正反14条规则，譬如“快而不乱，慢而不断……闻而不倦，贫而不谄”之类，成为后代评弹艺人的圭臬。

《绣神》剧照。

胡磊蕾自编自演《赛金花》。

200多年后的今天，当苏州才女胡磊蕾带着她的长篇弹词新作《徐悲鸿》进京演出，在国家大剧院受到观众满座的优等待遇时，说起来有些尴尬，古老的苏州评弹已经成为濒危“物种”，快要成为博物馆艺术而偃旗息鼓了。当一门艺术被冠以国家级、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时，它们所获得的是一种荣耀呢，抑或是一种伤痛，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胡磊蕾，苏州人，现为国家一级编剧，1994年毕业于苏州评弹学校，继而在南京艺术学院戏剧文学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曾以评弹作品《绣神》《徐悲鸿》连续获得第八届、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让苏州评弹与北京话剧产生亲密关系的，是她与人合作的弹词《雷雨》，该作品先于前两部作品，获得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

正像京剧让古都北京平添一种韵味，评弹也使苏州增加一道风景。恰逢胡磊蕾的弹词艺术作品专场《磊蕾芳华》隆重推出，记者专程前往评弹圣地采访这位评弹才女。秋冬之交，江南寒意袭人，苏州古城细雨霏霏，远方游子却兴味不减。黄昏时分，1600米长的平江路弦歌不断，灯影幢幢，依稀想见南宋时期的繁华，而桂花糖和海棠糕的丝丝甜美，如同评弹唱段，回味悠长。

父亲督考挥戒尺

一分不够挨板子

都说棒打出孝子，鲜闻戒尺挞千金。

胡磊蕾的父亲就是这样严厉，戒尺常挥。显然，他是把仅有的一双女儿，当作两个儿子养了，惟愿她们学有所成，光耀门庭。而两个小女儿在家长“酷吏”般的管制、督促下，个个争气，事事争先，屡屡获得地区、省市、甚至全国各类作文考试前三名，“才女双双”——这在她们居住的浒墅关镇是出了名的。

浒墅关，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其旧名虎疁，得名于秦始皇到此掘墓求剑（传说吴王阖闾墓葬宝剑三千）。它地处京杭大运河两岸，得舟楫往来之便利，实为古今“商旅之渊薮，泽梁之雄钜”。这个闻名遐迩的“文化之乡”，既是明代剧作家冯梦龙（小说“三言二拍”之“三言”作者）的故里，又是诗人范成大、画家沈周、文征明留下题咏与墨宝的名埠。人说：“先有浒墅关，后有苏州城”。

胡磊蕾上小学时，考试不能不得满分，假如满分100时得到90分，那么被戒尺抽打10下是免不掉的。戒尺，这种体罚用具如今基本上已经绝迹，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尝过板子冰冷刺骨、手掌热辣红肿的滋味。“我就曾因为未得满分，乖乖地伸出手来，挨板子，那叫一个疼啊！”

“父亲每逢周末，都带着我和姐姐去公园，或到郊外游玩儿，看山看水看花木，听歌听曲听鸟鸣……晚上，回到家后，爸爸让我们俩人比赛作文，比着写白天玩耍时的所见所闻……他做裁判，赢了，奖励一支笔或个小本子……9岁时，我就发表了自己的文学作品，散文《蚂蚁会游泳》刊登在报纸上，还被其他报刊转载。小学、中学，加起来，总共发表过上百篇文章吧。

“我也做过新闻呀。说起来，我还是记者出身呢。我是上海《小主人报》驻苏州记者站的站长，和我一样，我姐姐也是小记者。记得10岁时，我就接受了《苏州日报》记者采访，那是平生第一次被媒体关注。当时，姐姐得了全国作文考试第二名，我获得江苏省‘红花少年’称号、‘全国少先队好队长’的殊荣。于是，报纸以‘一对小记者姐妹花’为题，对我俩做了报道。不要以为，我原本在苏州艺校学的是弹词演唱，后来，突然一下子会写作，并能写出那么多获奖的评弹作品，短篇的、中篇的、长篇的，包括许多戏剧小品和舞台戏。我其实从小就擅长文学创作的。真的，我都很佩服我自己！欣赏我自己！”

评弹演唱走码头

月黑风高遇歹徒

一个人拔尖成习惯，容不得自己不是锥子——变棒槌。

15岁，胡磊蕾在刚刚走进的苏州评弹学校，遇到人生的第一道坎儿。

在校园，在千里挑一才选中的20多个评弹演唱学生中，她的文化课确实优秀，出类拔萃，但是器乐不通，只弹琴一项，就大大拖了她的后腿。

“我的文化课、说表课、唱腔课，成绩都很好，但，唯独弹奏课，居然考了一个68分！我的自尊心大受打击，严重受挫……什么时候，我胡磊蕾考试只得六七十分呀？！丢死人了！

“整整一个寒假，再加上一个暑假，父亲都骑自行车，驮着我……我则肩上挎着琴匣，还带上一个小板凳……每天早晨5点起床，赶到数公里外的观山脚下，去苦苦练琴。之所以要跑到僻静的山脚下弹琴，是怕‘呕哑嘲哳难为听’的琴声，搅扰了无辜的、睡梦中的邻里。父亲作陪，监工，我拨弄着不听使唤的琴弦，一练就是四五个小时。我的弹奏技艺突飞猛进，让授课老师倍感惊讶。

“原本，我是可以到百年老校——南京卫生学校念书的，那是一所专门培养护理和医技人才的职业学校。当时，我接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曲艺学校’，一份是‘卫生学校’，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前者。否则，我现在，也许就是一位收入颇丰的牙医了”。

干曲艺这行，几乎就是一种“贫困”抉择。

如今，凭着说书唱曲来挣钱，养家糊口，谈何容易。

她从评弹学校毕业后，来到苏州市评弹团。第一次“单档”（一人独自演唱，区别于两人的双档、三人的三档）外出演唱，就体验了早先贫苦艺人跑码头卖唱的艰辛，那是一种近似流浪者的辛酸经历。

“1995年，我自己一个人，背着琵琶到外地演出。一年300场演出，这是评弹团的演员必须完成的工作定额。巡演范围全是苏州评弹演唱的‘核心地带’。我不愿意和别人搭档到各地书场巡演，那种男女搭档的形式我很不习惯，一个人很好，就是‘辎重’不轻——背着一把琴已经够累赘的，还要带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化妆盒、演出服、换洗的衣服、洗漱用具、曲谱、书本，甚至蜡烛、火柴、手电筒之类……乡村有时候是停电的，泥巴路上甚至没有电灯。

“那是一次好吓人的旅程，我前往杭州的某个书场单档演出。长途汽车到站后，我独自下了车，还下来一群不三不四的坏小子。他们把我围了起来，连拉带拽地抢走了我的手机。我坐在行李上痛哭不止，幸遇一位过路的老奶奶，喜欢听评弹，见我带着琵琶，就知道我是演员。她问明缘由，给我指了路。大雨中，我跌跌爬爬地咬着牙独自将所有行李拖上山，打开房门。房屋的窗户纸是破烂、漏风的；电灯泡和开关都是坏的；桌椅、床褥是落满尘土的；房前屋后是有野狗叫的……刚刚在山下哭了一通，现在到了山上，又忍不住落泪……

“演出第一周，负责接待我的书场老板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老师傅（尤其是名角儿）享受的接风宴，自然是没有了。大冬天的，屋里也没有生火炉；吃饭，也只是稀汤寡水；演出费，唱一曲不过5角钱。我受到如此待遇，也不能全怪这位老板，他也要生活啊，书场原本就冷清，再遇上我这样刚走出校门、初出茅庐的‘菜鸟’，又是一个人‘单飞’，他怎么能不自叹晦气呢。他心里不高兴，很难再对我热情周到……更为难堪的，是地头蛇、小混混的无事生非，夜晚吹口哨，砸窗户；大白天就敢当众辱骂，甚至把我的琴弦剪断……”

但是，谁又能把一位评弹演员余音绕梁的声音剪断呢，那是办不到的。

“棋从险处生”，人也一样。遇到诸多“险阻”，反倒激发了她的“斗志”，曲子唱得格外高亢有力，具有冲天一吼的气概；缠绵之际，又是无比的柔情似水，让听众全然陶醉……

“演出第二周，情况完全颠倒了，犹如雨过天晴，或是北方民歌《翻身道情》所唱的那种感觉，我摇身一变，成为被盛情款待的VIP。

“书场老板专门买了两只鸡犒劳我；还特意置办了电炉子，为我取暖。

“原因是，演出预热了几天之后，我演唱评弹经典、长篇古书《七珠缘》的美誉不胫而走，大受欢迎。平时清冷的小小书场，一下子红火起来，村镇居民扶老携幼，年轻伴侣牵手而来，只见书场老板售票、点钱，忙得不亦乐乎。我在评弹学校所练就的‘十八般武艺’此时全都派上用场，而古老评弹艺术的原始魅力，在我的身上灵魂附体，乃至弦弦入扣、声声感人……

“我也不时地即现场发挥，即兴编词，我们业内人叫做‘现挂’，好让节目更接地气，也更结人缘。

“说到这里，还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将师傅传给我的文言文的评弹曲本《七珠缘》（线装本），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我所做的是其中将近一半的唱词创作出来，以适应今天的时代和今天听众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