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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田律》

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园前63年）夏六月下诏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了一份“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的一面墙上。

从原文可知，《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下诏禁捕山鹧，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这很可能是因为滥捕而使山鹧数目锐减以致有灭绝危险才发布此令。

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比较具体，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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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韦后奢靡

珍禽几乎灭绝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权稳定的高度。《管子·八观》又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总之，管仲保护环境的观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细则。

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史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

另一次发正在北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年—1425年），当时在达官贵人之间盛行一种以鹿胎为冠的奢侈风气，使得全国的鹿遭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宋仁宗对此同样不含糊，他下禁令，不许再戴鹿胎帽子，并严惩制造鹿胎帽子的人，而且鼓励全国告密，告密后若属实就重赏告密者。当时因此而流放数百人，才算最终制止了这股歪风。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5年），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盗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将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后来，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专门治理活动，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