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人民的精神家园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博物馆”在最早的拉丁文中含有“智慧之神寓所”之意。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各地的国有和民间博物馆方兴未艾。除了综合性博物馆外，也出现了一些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成为更多民众的文化选择。

在牦牛博物馆最初的设想和筹建过程中，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建牦牛博物馆？我认为，牦牛的被驯化、被畜养、被役使、被广泛利用，以及被产业化、被精神化、被艺术化是人类文明进程宏伟篇章中的独特传奇，这是一个极好的博物馆题材。牦牛博物馆是一个以牦牛为载体、表现牦牛与藏族关系、展示牦牛驮载的高原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在很多人对牦牛博物馆还持怀疑态度时，最早理解牦牛博物馆的却是高原牧民。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博物馆”，藏文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这个词。我们给牧民介绍，这是一个“亚颇章”，意思是“牦牛宫殿”，他们马上就理解了。

藏北申扎县的牧民日诺、比如县的牧民才朋对我说，牦牛跟着我们几千年，我们养了一辈子牦牛，现在要为牦牛盖一座宫殿，我们支持！日诺给我们讲述了多年前为了防止雪盲，用牦牛绒编成眼罩的故事，他根据记忆，现场给我们做了一个牦牛绒眼罩。日诺全家人还一起捻线、编织、缝制了一顶牦牛毛帐篷，坐了三天车来到拉萨，将帐篷捐赠给我们。才朋开着汽车，装了一车与牦牛相关的生产工具捐赠给我们。

在我们看来，博物馆不应当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而应当是本地区人民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是自觉的历史动物，只有人类才会有意识地尊重自己的文化记忆，只有人类才会努力从历史的方位中来理解自己。

按照我们的设想，牦牛博物馆里应当有三头牦牛：第一头是“自然与科学的牦牛”，就是从自然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牦牛的起源与迁徙、驯化与畜养、分布与特征等；第二头是“历史与人文的牦牛”，从牦牛与藏族的关系、牦牛在高原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历史中的作用来展示；第三头是“精神和艺术的牦牛”，展示作为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的牦牛。

有人问牦牛博物馆能展示什么物件？镇馆之宝又是什么？博物馆不是古董店，也不是鉴宝所，从反映人类历史生活和文明进程的意义来说，所有藏品同样都是有价值的物证，所不同的是其稀缺程度和由此造成的市场价格。在西藏牦牛博物馆里有一堵专门请牧民垒砌的牛粪墙。可能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也没有把牛粪作为展品的。但牛粪作为牦牛产区历史上最重要的燃料，曾经温暖了世代牧人的生活，这不就是历史生活的物证吗？

在筹建牦牛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在牦牛产区进行了近3万公里的田野调查，也征集到一些非常稀缺的藏品。这些稀缺的藏品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价格有多么昂贵，而是因为它们真切地印证了牦牛与藏族的关系，是牦牛文化的象征，它们本身包含了遥远而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展品中，有几件牦牛皮毛制作的装瓷碗的碗套碗盒，年代并不久远，大约只有一二百年。一二百年前，西藏的交通运输极其不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景德镇生产的瓷碗要越过万水千山才能到达青藏高原，到达牧民的手中非常珍贵。当时，为了保护这个瓷碗，人们就用牦牛皮制作碗套，用牦牛毛编织碗盒，把瓷碗装在里面。这样一来，无论是外出放牧，还是旅行朝佛，都能保证瓷碗不会破碎。今天的西藏，交通、商业都非常发达了，拉萨的市场上可以随处买到价廉物美的瓷碗，反而这些牦牛皮、牦牛毛制作的碗套碗盒倒成了稀罕之物。

一位藏族诗人曾经写道：“雅鲁藏布江上的牛皮船，曾经是一个民族动荡的房间。”有一次，我们到拉萨郊区的俊巴村调查，看到那里的牛皮船。船一般是用四张牦牛皮缝制成的，是在没有桥梁的年代渡过江河的工具。最具喜剧色彩的是，二十多年前，县里给这个村分配了第一台拖拉机，因为没有桥梁，这台拖拉机居然是用牛皮船装载，渡过雅鲁藏布江运到村里来的。现代化到来的过程是多么有趣啊。博物馆的使命就是要记录这个历史过程，而不仅是展示宝物。

我们为西藏社会发展而欢欣鼓舞，但需要保存以往历史生活的记忆，从而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博物馆是公共性、共享性的文化机构。国外有一套资助博物馆的办法，我们国家也在探索试行，也会越来越完善。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是需要资金的，但博物馆本身是公益性、社会性的，博物馆不是交易所。即使是私立博物馆，也不能成为贩卖地。西藏牦牛博物馆现有的藏品中，大约有50%是当地人民无偿捐赠的，这在中国的国有博物馆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当我们看到来自牧区的百姓、来自乡村的干部，有的是一家四代人，甚至还有一位近百岁老奶奶坐着轮椅，来参观牦牛博物馆时，我们感到欣慰。因为能够成为当地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座博物馆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牦牛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牦牛精神”：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尽命。

吴雨初 1954年生于江西，1976年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后进藏工作，长期在县、地、自治区工作。1992年调回北京，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2011年重返西藏，现任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著有《藏北十二年》《最牦牛》等。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