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包袱背着很沉，想彻底卸掉并非易事。以老工业省份辽宁为例，据初步测算，仅解决地方国企的厂办大集体问题，成本就达300亿—500亿元，如果加上剥离“三供一业”、离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处理空壳企业等任务，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其次，各方协调能力弱化。将国企承担的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让政府和企业“各归其位”，是此轮卸包袱的基本原则。但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一些地方对上下级之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多有意见，对承接国企负担也有情绪。

东北一座油田城市的发改委主任表示，上轮改革时油田移交的上百座学校，这些年就让地方累计多投入十几亿元，“这次要移交‘三供一业’可以，先补上这笔钱再说。”

中部某省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资产运营人士表示，地方接收机构“狮子大开口”，对国企剥离的供电、供水等社会职能，提出了过高的改造和补贴标准，“我们望而却步”。

再次，部分地区存在畏难情绪。东部省份一名国资负责人坦言，多数人都喜欢“向前看”，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却是“向后看”，难以做出政绩不说，还容易引发矛盾。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有的地方对卸包袱存在畏难情绪，怕拍醒“睡着的孩子”；个别地方甚至一等再等，想等到职工退休或死亡，问题“自然”消解，这样的心态很容易错过时机，耽误改革。

动力不足

就像“不到严冬不垒窝”的寒号鸟一样，有的国企不到绝境不改革，等待观望情绪浓重。东北一家煤炭国企负责人说，有的国企改革还没有从上级“要我干”中走出来，变成真正的“我要干”。

上轮振兴的“黄金十年”，东北不少国企热衷于“靠大联强”，但规模的做大、级别的提升，并未带来体制机制的根本优化。“以辽宁为例，上轮跨省重组的东北特钢，由央企中铝集团并购的抚顺铝厂，近期生产经营都步履维艰。”长期关注国企的当地高校经济学者表示，一些企业缺乏长远眼光和忧患意识，在经济困难时期“脓包”自然会破掉。

“何时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听上面的。”采访中，一些国企干部私下的话，折射一些改革的“上热下冷”状态。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各地在设计国企改革方案时应有实实在在的激励措施，将改革与国企干部、职工的利益关联起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少数地区，民间资本对国企混改反应平平、热情不高。多位民营企业家表示，他们既怯于市场“水太冷”，又忧于政策“心没底”。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说，目前在改革中优先推出的是产能相对过剩的传统竞争类国企，一些垄断行业虽然放开，但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阻隔，对民资的吸引力还需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