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城市规模通过限制土地使用，采用苛刻的入户和入学条件，来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这种做法只能暂时减少需求，但是这种减少需求的方式是违背经济规律和不可持续的。相反，严控城市规模的政策使得很多城市的土地供应不足，反而推高了房价。合理的做法是通过增加供应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如果北京、上海城市真的居住了5000万人，如何解决居住和交通问题呢？方案之一是开发和建设郊区，并用高速轨道交通将城市中心与郊区、郊区与郊区之间连接起来。目前的郊区轨道交通，要么是平均2公里一站的低速地铁，要么是50公里一站的城际高铁。从郊区的发展来看，建设10公里左右一站的郊区高铁，才具有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比如，在日本，横滨距离东京市中心不到30公里，两地就是通过只停1到2站的高速列车连接。为了进一步减少通勤时间，郊区的卫星城，可以规划商业和教育资源，混合居民区、商业区、办公区、学校和医院等，而不一定要集中建设商务中心。新加坡就通过在居住区附近规划购物、学校等各种便利设施大幅减少了通勤时间。万达商业地产的成功之处就是把办公、商业、酒店混在一起集中开发。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合理规划和开发郊区，并建设便捷的高速轨道交通，可以大大提高住宅有效供应，抑制这些城市，尤其是其郊区的房价。在充分利用郊区土地资源的情况下，郊区的房价可能只有市区的三分之一，那样就可以继续保持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而不是让高房价成为阻挡优秀人才的门槛。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有进取精神也有条件的人聚集在一起，会激发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就像我们不应刻意阻止年轻人创业一样，也不应阻止年轻人去大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升级的挑战，尤其需要创新来推动，而大城市则是最具有创新经济的引擎。现在中国几乎各个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找不到很好的投资方向。对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收益已经越来越低；唯有对一二线城市的投资还有比较高的回报率，在这些城市的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拉动内需和消化产能的良药。

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更有良好的职业环境，能够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这些人需要家政、保洁、保安、快递等各种服务人员。大城市不仅能创造很多高技能的就业机会，更能容纳很多低技能的就业机会。如果大量的农村人到大城市工作，即使他们在大城市只能从事各种相对低技能的底层工作，他们的家庭收入和未来的出路也要远比留在偏远的农村更好。因此，放开户籍限制，让更多外地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不仅能促进中国的创新和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还有助于缓解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