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喜欢看书而不喜欢写文章，尚可以理解。但在钱谷融身上，这种不喜欢写文章，甚至怕写文章的心理，却成为他牢不可破的习惯。

钱谷融戏称，自己“对这个习惯的忠诚，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论“文学是人学”》却让这个习惯被外力冲破了。

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许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参加。学校各级领导多次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求提交论文。

就在这年2月，《论“文学是人学”》问世。如果没有当时“双百方针”的精神鼓舞，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钱谷融是不一定会写的。

在那次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对《论“文学是人学”》提出了批评意见。钱谷融有些懊丧。

不久，《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的一位编辑听说了这篇文章，看过之后决定发表。发表的同一天，《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为题刊发了消息。

学校同事看到了这则消息，有的为钱谷融高兴，有的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这一天的《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文汇报》的消息背景，难免会引起人们猜测。

钱谷融对此一无所知，只能“姑妄听之”。他想，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所以也不急于更正《文汇报》报道中不符自己原意的地方（说他“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认为可以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

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钱谷融的意料，“反右”扩大化愈演愈烈，对于他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

钱谷融之所以没被划成“右派”，据说是因为周扬讲了话，他说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这在后来（周扬被批判）自然也成为钱谷融的罪证之一。

那段岁月，钱谷融上完课一走出教室，助教就马上过来给学生“消毒”。“我的心情很压抑。但我也看得开了。批判完了，我就一辆三轮车，一家四口吃馆子去。学生们私下里还是对我很好的。”

钱谷融说，自己比较善良，从来没有坏心，很少疾言厉色。可有些学生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全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我很软弱，容易掉眼泪，受了冤枉很难受。但后来也渐渐释然了。”

钱谷融对批判过自己的人和事，都采取了宽容态度。他说，宽容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我是教师，最爱自己的学生，希望他们成长成才。我总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教给学生，对学生一片赤诚，和蔼亲切。”

因一篇论文而招致的批判，使钱谷融几十年间一直遭遇不公，但是，他自1957年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却从未改变过。

“我说文学是人学，主要是说文学是写人的，是表现人影响人的，是对人的判断，讲人道主义。我从来没认为自己错。我心怀坦荡。”钱谷融说。

钱谷融认为，治学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须真诚。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以治学为业的人来说，他的为人可能主要就是从他的治学态度上体现出来的。没有对于治学的真诚态度，一个人的学问是不会达到深湛境界的。同时，对于治学的真诚，也意味着不能将其视为手段，当作谋取世俗名誉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