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以前所未有的“规格”，公开通缉首批10名罪大恶极的人贩子，打响了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第一枪。人们很快发现，在10名A级通缉犯中竟有3人来自同一地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近年来，在公开报道的公安部督办级别的贩婴案件中，“文山”成了贩卖婴儿案件中的高频词，反复出现。

诸如2011年的“2·21”案、“11·07”案、“11·18”案，2012年的“7·18”案、“9·26”案、2013年的“3·03”案、2014年的“507号督办案”以及河南的“谭永志”案等等。在多起跨境跨省的特大贩婴案中，似乎绕不开一个点——文山，要么是主犯中有文山籍人士，要么婴儿的“货源地”来自文山，更多时候是兼而有之。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交界，边境线长达438公里，约为中越陆上边境线的一半。境内山地占到总土地面积的97％，几乎都是以石头为主的大山，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恶劣，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全州的8个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屡禁不止的贩婴案

文山州的贩婴案第一次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是在21世纪之后。

2000年春，《大地》杂志报道了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破获全国罕见的“一条龙”特大贩婴案。当地警方却因为缺乏经费，以及交通工具落后等原因，致使117名犯罪嫌疑人无法归案，被拐卖的66名男婴无法解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看到报道后，于这一年的4月10日，将这篇报道随亲笔信转寄给了当时的云南省省长，要求“加快办案”。

省长亲临打拐第一线现场办公，很快成立专案组，公安部将其列为2000年打拐专项斗争中的第一批全国督办大案，云南警方在通报中称其为“万里打拐大行动”。

最终，在广西、广东、河南、福建4省区的警方合力下，抓获犯罪嫌疑人168人，涉案的婴幼儿达75人之多，4名主犯最终被执行枪决。

就在文山州因“跨世纪贩婴大案”轰动全国时，龙乜村迎来了它的转机。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之后与云南省公安厅、妇联、民政厅等签署了合作协议，以龙乜村为试点，探索多部门合作的社区预防妇女儿童拐卖模式——与其事后打击，不如事前预防。

广南县政府也积极开展龙乜村的扶贫工作。这个倚靠国道的村组，建立起了“货车运输队”，政府培训了一批司机，并在村里兴修了鱼塘，支持村民发展起了养殖业。几年间，脱贫效果明显。

2003年，龙乜村贩婴发案率降为0，村部挂上了“省级文明村”的金字招牌。

就在龙乜村摆脱困境的同时，咫尺之遥的相邻村寨却取而代之，发展出了更多的“贩婴村”。2005年11月30日夜，在同属南屏镇的小阿幕村的岩上小组、田坪小组，一夜之间就被广南警方带走超过20名贩婴的村民，最终有十余人被判刑。

随着文山贩婴案件不断被披露，它们渐渐地呈现出了一个特点：极少有人主动报案。

当地警方的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之前，文山州举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案件很少，侦破也很少。从90年代开始，拐卖妇女案件举报增多。2000年以后，侦破的拐卖案件重点从拐卖妇女转变为拐卖婴幼儿，但举报的极少，致使侦破难度很大。各地的警方发现，文山州亲生父母亲自卖掉婴儿成为普遍的情况。

以3名“A级人贩”所在的文山州广南县为例，该县是文山州的第一大县，有81万人口。据统计，近10年来，仅广南一个县的拐卖案件就占到云南全省总数的20％左右，广南县是文山州贩卖婴儿问题最突出的县。

自2007年到2012年的5年间，广南县拐卖儿童案件共立案5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0余人，涉案婴幼儿近600名，但得到解救的婴儿仅有70多名，其中只有十余人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父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过多次转卖，已很难找到回家的路；另一部分婴儿，被贫穷的父母卖掉，即便被解救回来，父母也不敢相认。而真正被“拐”卖的儿童在文山则是少数——2007年，广南只发生了一起偷盗婴儿的案件，板蚌乡的一对父母在熟睡中，孩子被人偷偷抱走。

被压抑的弹簧

有些观点认为，造成文山州拐卖现象的重要因素是当地多民族聚集所造成的特有的文化、习俗，但这种观点遭到了云南省文山州人大代表罗永洪的反对。

作为地方文化和历史研究者，罗永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山州的拐卖现象并非自古有之。他认为，“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但是由于对越作战的需要，位于中越边境的文山州一直被作为战区来对待，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批的驻军从文山州撤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山州才进入市场经济中。拐卖现象的增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