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闭塞、贫困的文山州，经济发展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推迟了十余年，它像一个被压缩到极致的弹簧，一旦打开，人们对于财富的欲望可能更快地使其冲破伦理的底线。

广南县和文山州其他的县一样，仅北部山区极小的范围是土山，可以种植茶树，而超过90％的土地为喀斯特地貌，裸露的岩石在山表面处处突起，怪石丛生，只能长一些杂木苔藓。即便是农民开垦的土地也是肥力低，持水性差，只能耕作玉米、土豆等口粮糊口。纯靠农业生产，很难养活日趋增多的村民，许多村寨远离乡镇，山高路陡，一些地方直到2009年才通上电。贩婴问题正是集中在这样的区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南县就诞生了一批著名的“贩婴村”，龙乜村是其中一个典型。

1993年前后，沟通云南和广西的323国道途经龙乜村，来自中国南方的养蜂人随蜂迁徙到这里。为了摆脱贫穷，龙乜村的年轻女性随养蜂人远嫁广东、福建成为一种潮流。几乎就在这一年，返乡的媳妇带回了沿海城市的种种传闻，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是“那边的人都很有钱，不过，有的人家没有孩子”。

而广南本地一些村寨超生问题很严重，于是，村子里一些年轻女性就成为最早的人贩子，她们以几百元的价格买下这些小孩，带到福建、广东去，女婴的价格在三千到四千之间，男婴达一万元左右。

一条心照不宣的财路点燃了龙乜村一些村民内心的贪婪。

每当夜幕降临，323国道就成为龙乜人外出接头的场所，他们在周边村寨大肆收买婴幼儿进行贩卖，形成了以龙乜村为中心，辐射周边村寨集收购、贩运、转卖为一体的拐卖儿童“专业村”，全村有70％的村民与省外人贩子勾结，婴儿在这里以商品的形式隐蔽地流动着。

天一亮，村子又恢复了宁静。

1997年，龙乜村民小组上了公安部的打拐黑名单，警察一进村，村民们就四散逃避。

1998年春节前夕，警方开展了对龙乜村贩婴犯罪的集中打击，一个晚上就带走了45名涉嫌拐卖婴儿的村民，查破贩婴案件74起，涉及被拐儿童104名，共处理涉案人员18名，其中判处刑期最高的为有期徒刑14年。

村里的男劳力几乎都被抓去坐牢了。

打拐之难

文山警方试图加大力度打拐，尤其是打击亲生亲卖的犯罪，但总是力有不逮。

文山警方鼓励举报，在有限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进行奖励，每笔的奖励额度为2500至5000元；他们还针对案发地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特征，特招了一些少数民族干警，以便于语言沟通。按照村（街）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原则，对辖区内失踪儿童、妇女和来历不明及疑似被拐卖儿童、妇女登记造册，收集信息，逐人进行核实；对每起拐卖案件的侦办实行 “一长三包制”，各县、市公安机关明确专人，落实责任，案件不破，人员不撤；按照“谁受理、谁采集、谁送检”的原则，一个不漏地采集失踪、被拐儿童、妇女的DNA等等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2007年，首个国家级“反拐”文件——《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出台以后，文山州成立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计生、扶贫办等29个单位组成的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机制，他们动员了一个县级政府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和务工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妇女脱贫致富。但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文山州每年保持着10％的名义GDP的增长，但它薄弱的工业基础和自然条件仍然是文山人面临的现实困境。2015年,文山州的人均GDP为18669元，约为全国人均GDP的40％，即便是在不怎么富裕的云南省，也位列倒数第二位。

而在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文山公安部门共侦破涉拐案件1400余起，解救妇女儿童400余人。

而一个悖论是，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巨大的刚需市场，近年来在多方打击之下，婴儿的价格反而水涨船高，仍有不少人愿意铤而走险。文山本地拐卖儿童的空间在逐渐压缩，一些文山人贩子就逐渐把阵地转移到最靠近市场的地方，脱离了户籍地的监控，一切变得更为隐蔽。

令人欣慰的是，在贩卖婴儿问题屡禁不止的情况下，民间也自发出现了打拐行动。记者邓飞在2011年发起了“微博打拐”行动，与些同时，网络上帮助父母寻找的被拐子女的民间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那些在逃的人贩子的信息被网友公布在网上，帮助各地警方将搜查工作，使其变得更高效。

邓飞在微博中写了一句，“帮助找到人贩子吴正莲，再集资奖励举报5万元。”结果12小时之内，这条微博被转发7万余次，其中包括篮球明星姚明、歌星孟庭苇等公众人物。

2011年11月7日，首批A级通缉犯中的最后一位潜逃者吴正莲被河南警方捉拿归案。此时，距离她在强制措施监视下逃跑，已过去了3年。吴正莲的老家距离龙乜村不远。这个身高1.55米，瘦小的女子，一直是乡邻眼中隐忍的母亲，而她在24岁的时候，就已贩卖婴儿11起。她带着小女儿潜逃的3年间仍继续作案，在2009年又参与拐卖儿童11次。在她改嫁后的家中，一个破败的院子里，警察搜出的疑似赃款几乎装满了一个麻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