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破除这种局面，彭晓辉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决策部门站出来，以行政决策引领社会的风气，“不能被少数保守的人牵着鼻子走”。

在一些发达地区，政府已然迈步。陶林担任深圳市计生协会副会长期间，促成了深圳卫计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学校三方合作开展性教育的体系。此番合作下，开展学生家长共七八百人齐聚一堂的性知识讲座相当普遍，鲜有家长提出异议。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场艰难又有希望的实验

希希学园缺钱缺人，专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女性，筹得的经费也只能勉强支持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

同心实验学校刚开讲《珍爱生命》时，所有班主任都亲自授课。两个学期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卢新晨一人，其他班级只能培训志愿教师入校上课。

韩雪梅完全理解这些老师。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收入低、压力大。再加上一门带不来任何收入的课程，很多老师不堪重负。

在给孩子们讲授月经时，卢新晨提到，这期间不要再进行剧烈运动，否则会引起血崩。

“老师，什么是血崩？”稚嫩的女声紧跟着响起。

“出很多血，是一种危险的情况。”

议论声在班里瞬间炸开，卢老师随即转换了话题。但几分钟后，女孩子还是念念不忘地再次举手，“老师，失血过多怎么办啊？”虽然卢老师解释称这种情况很少见，发生了就去看医生，可提问的女孩依旧眉头紧锁。卢新晨一时没意识到，这一章节讲到“月经期间过度运动会引起不适”即可，不应该引入让孩子害怕的“血崩”概念。

教师培训、听课督导和教学经验交流都能给予老师支持。韩雪梅坚信，如果有更充足的经费人力，各个环节更加完善，教学效果会更好。

给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困难也的确倍增：他们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性教育知识更是少得可怜。

卢新晨班级的一位男生抱怨，如今爸爸回家就玩手机，妈妈不识字，“没人教这些事”；另一位女生则嘀咕，自己已经来过月经，但只是“应付过去了”，妈妈并没有教她处理的方法。直到当天上了课，她才明白。

韩雪梅曾在一年级的课上发现一名坐在教室后排的男生默默自慰。调查之后才发现，因为条件限制，孩子和父母租住在一间屋子里，孩子还没睡着，父母就发生性行为，没有遮掩。韩雪梅相信，在流动家庭，这绝非个例。

两年前刚开课时，五年级一班的这群孩子大多觉得“很恶心”，有的甚至捂住眼睛，堵住耳朵。

即使具体实践方法不同，大多性教育工作者都将保证孩子一生安全快乐，不被性问题困扰作为奋斗目标。胡萍回忆，自己上完课后，有小女孩找到她说，自己家经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这位叔叔会趁父母不在抚摸自己。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女孩想了半天，告诉胡萍，“以后郊游，我会一直在妈妈身边，拒绝那位叔叔！”

胡萍说，看到一个女孩真的成长了，“这是最高兴的时刻。”

韩雪梅也相信，帮助希希学园做性教育的人完全是被爱和责任感驱使。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经费，依旧成立了性教育教研组，任课老师们能为“讲预防传染病要不要给孩子们展示避孕套”争执上大半天；有的志愿者下班后，饭都不吃就赶来上课，还要趁课间休息时间掏出手机，参与公司的电话会议。

持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这场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实验中来。

几天前，韩雪梅的邮箱里收到一位女大学生发来的志愿者申请邮件。

她想都没想，就回复道，“这个周末，我们上课选用的教材正面临质疑，收到你的邮件，觉得充满力量。”

几分钟之后，女生为这事发了条朋友圈。只看一眼，韩雪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

那上面写着：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记者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