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一家主营日本进口食品的国内进口商工作的俞望辰入职不到半年，主要负责饼干糕点、糖果巧克力、软饮料、米面杂粮与调味料等商品的电商销售和进口清关工作。年轻气盛的俞望辰有些灰心，他正在筹备公司天猫店铺的开业，却“没什么东西可以卖”。公司大受打击，持续亏损，可售卖商品种类从1000个缩减到50多个。

中日食品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包麦片想要来到中国，路途是漫长而曲折的。尽管这并不妨碍中国在2011年成为全球第一大食品农产品进口市场。在俞望辰的公司，每一批进口的每一个产品都需要单独出具证明文件。每个集装箱有80～120种商品，需要相应数量的原产地证明，再加上正常报关需要的入境检验检疫、海关报关单、进口关税单、合同、发票、装箱单等，一次报关需要提交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CIQ）的材料厚度能达到三四十厘米，要用箱子装。

“CIQ的审核会具体到所有原产地证明上的信息和翻译件是否完全一致，陆运、船运等运输方式也要一一确保无误。”俞望辰回忆。

食品从日本启航运抵中国港口后，还要面对最后一道关卡。海关负责对报关商品的价格、数量、关税是否准确进行核实，而CIQ负责商品的中文标签、卫生及品质资质审核，以及最后的实物商品抽样检测。“核辐射检测的流程并不复杂，成本也并不高，很多人为了检测环境，都会自己购买一个小型的手持辐射探测仪，比如入门级的盖格计数器，只需要几百元钱就能买到，尽管精确度不算高，但也能大致提供周围环境的辐射水平。”杨祎罡说。

在俞望辰的记忆中，合法入境的商品在层层管控下很少出现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偶尔有也是因为申报时候的一些小错误”。

在朱毅看来，国家在制定关于食品进口政策时的一个原则是“预防性”，也就是“宁可信其有”，正规渠道进口的日本食品没有必要担心有核辐射，也根本不会进口类似“卡乐比”麦片的产地不合规定的食品。“日本核辐射好比一头凶残的老虎，但目前看，还被关在日本的笼子里，我们不用害怕。”

总有几根“虎毛”掉落在“笼子”外面。代购、跨境电商等平台的兴起，让这包产于日本核辐射区的麦片，悄然避过了层层检验，流入中国市场。

“大家一开始都说进口食品好，怎么一下子全变了呢？”

最开始迎接这包麦片的，不是中国消费者的惊恐，而是喜爱。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中国消费者对国产食品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去年，刘洋投身进口食品行业，做起了日本零食代购，“竞争相当激烈”。他没想到干了才一年多，连本都没赚回来，消费者的口味又变了。

朋友在日本联系卖家，刘洋在国内联系买家，然后商品直接从日本发给消费者。他甚至从没去过日本，也没听说过那个《关于进一步加强从日本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公告》，在日本的商品选购完全是“看顾客想要啥”，并不会特别留意原产地。

他没想到“顾客至上”也会出事。他更想不明白：“大家一开始都说进口食品好，怎么一下子全变了呢？”

通过代购、海淘或者自贸区进口的食品不属于“货物”，而是“私人物品”，因此不需要像一般贸易的商品一样，经过检验检疫等程序，也就逃脱了监管政策的约束。“等于你个人在国外买东西寄到国内，是由个人来对这个商品的质量负责。”俞望辰说。

“进口食品不一定就是安全的，来路不明同样有可能存在风险。”朱毅表示。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此前发布的《“十二五”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国相关部门共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12828批、6.8万吨，几乎所有种类的进口食品均有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包括微生物污染、品质不合格、食品添加剂不合格和标签不合格等。

除了食品本身存在的问题，云无心认为，在这类非正规渠道进口过程中，无论是包装、运输、储存流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让食品安全受到影响的风险。

“可能出现包装破损，或者被混装运输。”云无心说，“关键在于出了问题消费者无法正常地追责和维权。”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食品安全法》相较于6年前的版本，“食品进出口”一章的字数增加了一倍，几乎每一条都被详细地扩充、解释。但始终未出现关于代购、海淘、跨境电商的条款。

直到去年，财政部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经过1年的过渡期，今年5月11日，该规定将在天津、上海、杭州、宁波等10个试点城市正式实施，要求网购保税商品“一线”进区时须按货物验核通关单，并对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等商品提出了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

短时间内，这款日本麦片在中国不可能轻易买到了。留给刘洋继续纳闷的时间不多了，店铺还在不断亏损。他不再徒劳地给顾客直播吃麦片，也再也不想为顾客代购这款商品，而是跟朋友商量，以后进货“一定要看一下产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