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喜的是，2016年的11月中下旬，“小白”出现了。相隔不到一米，激动的李春如伸出手想要摸摸它，也许是很久没见，“小白”有些怕生，一点点往后退，“我慢慢靠近，摸到了它的翅膀”。

李春如对它说，跟我一起回家吧，“小白”像是听懂了，“这时候另一只白鹤飞过来叫了几声”，李春如说着笑得眼睛一眯，“我高兴啊，那应该是它找了配偶，最后它没跟我走，但飞回来在我头上转了几圈”。

从“穷医生”到“鸟医生”

每年的11月到来年2月，是越冬候鸟到达都昌湖区的高峰时期，入院候鸟数量也达高峰。

“同时入院的候鸟超过十只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李春如站在候鸟医院的手术室内，拍着自己用木头做的的手术台说到，“比方说做手术要有人帮忙按着鸟的翅膀、爪子和头，都要请人帮忙”。

入院候鸟数量的增多，也意味着所需的花销更多。

据李春如介绍，35年来自己花在护鸟上的钱已近百万元，“一年药品食品大概需要12000元左右，最大头的是人工费，按现在小工的市场价计算，一天一人就要150元”。

事实上，李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在成为候鸟医生之前，李春如曾在都昌县人民医院、多宝乡医院当了近20年“穷”医生。

李春如早年丧父，母亲独自将他和两个姐姐拉扯长大，辛苦供其念了小学、初中。“成绩好，会读书”的李春如于1961年考上了中专，在当时的九江卫校学了3年内科，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都昌县人民医院当医生。

在县医院工作的近三年里，李春如有几个孩子先后出生，家庭开支变大，他觉得在县城压力太大，花钱多，于是举家搬至多宝乡，在乡医院做起了医生。

1980年，小儿子李华艳出生，李春如的医生生涯也就此中断。

恰逢计划生育政策最严年代，总共生育了7个子女的李春如，带着妻儿“躲”回农村。

为了生计，李春如开始琢磨经商，做得最成功的是倒卖化肥。李春如称，在当时计划经济下，自己通过私人关系以出厂价买来化肥，再以低于定价1到2元的价格卖给农民，“赚了一些钱”。

李春如陷进回忆，语速明显变快，像是有些不好意思，语气又略带得意，“做了不到两年吧，赚了一二十万，那时候是很多的，再就不做了”。

原因在于，他还是过不去自己的“良心关”。在李春如看来无商不奸，自己赚的都是不义之财。短暂经商赚来的钱并没有根本改善李家的生活。

对于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护鸟，李华艳表示，因年幼印象并不深，但母亲和两个哥哥对父亲的“抱怨”让他记忆深刻。

“人都没饭吃，怎么还管鸟”，李华艳复述了当时家人对父亲护鸟的不理解。那时，李春如不到50岁，是一家之主，肩负赚钱养家的责任，“但我爸他对钱没什么概念，他认为自己是文人，文人不都是穷嘛，他也不适合经商，觉得商人以最大化利益为目的”。

李华艳说，父亲性格直爽、单纯，身上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李春如则说得更为直白，“我觉得我护鸟，是真心喜欢，也是在还清之前的罪孽，就是赚了那些不义之财”。

不仅是家人，来自其他村民的质疑也是常有的。李春如回忆，别人都说我是傻子，钱花哪不好，要投到护鸟里。类似的话连儿子李华艳都听过很多，“有的时候鸟会吃村民的鱼或稻子，造成损失，村民会用网捕鸟或毒鸟，但我爸就会阻拦，这妨碍别人了，常会被说多管闲事”。

这些“闲话”都被李春如一一过滤，他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儿，就把“认定事情绝不回头”演绎到极致。

“要为了赚钱，谁干护鸟啊”

一本本用长尾夹固定成册的救治记录，被李春如妥帖收藏在家中卧室的书架上。

谈起自己救治的5万多只候鸟时，李春如是自豪的，“这是很大的数字了”。

但35五年的护鸟经历让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与付出终究有限，护鸟事业的现状、护鸟人的现状仍然艰难，“我是喜欢才做护鸟这个事，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没有钱很难搞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