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额与实际损失不匹配

姚辉指出，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下，法院在判定企业名誉权是否受到侵犯时，多偏向于采取较高的证明标准，从而在大多数诉讼中，被侵权企业得到的实际赔偿额与其遭受的损失往往难以匹配，甚至相去甚远。

报告从案例实证的角度，也证明了姚辉的观点。在对389件案件进行统计后，报告课题组发现，目前最高的赔偿额是淘宝诉《IT时代周刊》一案。报告指出，目前赔到了30万元。但是其他案件的赔偿数额基本都在5万元到10万元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多数是在3万元以下。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惠翔用“非对称战争”来形容赔偿数额低的窘况，“新媒体侵权于企业而言，就像病毒之于药物，企业维权‘是用导弹打蚊子’”。

在从事律师这一职业前，惠翔有过16年的法官职业生涯。在惠翔看来，我国侵权法一直秉承“填补”原则，“惩罚”是例外。反映到立法层面，侵权责任法领域中一直未承认企业具有一般人格权，也就谈不上精神损害，而企业名誉权受侵害的损失往往是新媒体侵权的最直接后果，但却很难量化赔偿。

“我们调研了北京市2010年至2016年企业商誉侵权纠纷情况，总体来看，赔偿额基本上也就是5万元至10万元的范围，但原告的损失却不仅仅是这个金额。”白小莉介绍，有一些企业，在上市或者其他关键时刻，遭遇一些贬损或有一定倾向性的言论，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损失惨重。

“认知鸿沟是导致判决赔偿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惠翔看来，新媒体侵权的后果早已超出了生活经验法则的范畴，特别是民事法官，很难理解互联网领域中流量即金钱的概念，也就无法从侵权者获益这个角度去考虑赔偿数额。“再加上因果联系这个环节，怎么证明客户流失或销量下降一定与网络名誉侵权直接关联？”惠翔认为，如果在立法上不突破这个问题，很难要求法官用“相当因果关系”去解决此类证明难题。

同样，在白小莉看来，侵权言论到底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损害后果的出现，这个证明难度非常大。在司法实务界，目前也是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