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就站在桌边哭了起来。

他请班上的老师翻译出100句常用的“岗上英语”，背得滚瓜烂熟。从一开始与人对话连蒙带猜，到后来在报道中他被形容“英语说得比普通话还溜”。

只不过，他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班上有许多同学都是高中毕业，“底子好”，而他只有初中文凭，高考成绩只比录取分数线高了两分。上课时他从来不穿保安服，到了晚上值班前，才匆匆跑回西门换上，“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保安”。

在当时，保安队里从没有人报名参加高考。他们知道北大每栋楼的具体位置，甚至每个房间的门牌号，却似乎只能是这个学校的“外人”。有次一个班上的同学路过西门，认出张俊成的时候一脸惊讶，“你们保安也学习？”他涨红了脸，“是个人就要学习”。

为了不被落下，他只能跟队长申请晚上站岗，白天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帮队友值一会儿班。会议室没人的时候，他就在里边学习，从规定的1小时拖到2小时。他每天睡觉的时间大概只有3个小时，被窝里还经常闪着手电筒的光。很多时候，他连吃饭都顾不上，不到半年时间体重下降了15斤。

如今面对一些“问题学生”，他会单独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把自己的故事说给这些孩子听，“难道你以后想被人看不起吗？”学校创办不到两年，他单独谈话的学生已经超过百人。

尽管如此，很多学生依然会在课上望着窗外发呆，在考试中交白卷。现在的他们，还“想不到那么远”。

张俊成又急又恼。职校里的很多学生来自农村，通常也跟他一样，黑黑瘦瘦的。“这些孩子最缺乏的就是人生规划和视野。”张俊成说，“如果当时有人指导一下，或许就不会像我一样走这么多弯路。”

跟眼前这些学生一样大时，他并不知道“学习到底有什么用”，更不理解那些初中毕业还要继续读书的人，觉得那是给家里增加负担。地里的玉米、谷子、小麦都需要人手，对当时的自己和家庭来说，那才是更紧要的事情。在当上保安之前，他以为北大就是“北大荒”。每次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总在心里嘀咕：“那比我们家还穷哩，还用考？”

家里7个孩子，他是唯一一个学历超过初中的。小时候，家里人要去大队公社劳动，没空看管这个最小的孩子，就把两根红腰带接成一条长绳，一头拴在他的腰间，另一头拴在一个沉甸甸的枕头上。曾经他能接触到的世界，只是那两根红腰带长度范围内的区域。

黑白电视机屏幕里的高楼大厦、镇上同学家里的蛋糕，以及三哥从长治带回的喇叭裤和花衬衣，是那个时候张俊成对于外界为数不多的认知。电视里经常出现威风凛凛的“老板”，身后永远跟着几个“小弟”。他曾经无比向往成为这类“能管人的人”。

然而现实是，除了干农活，他还要在铁矿上打工，挖一吨铁矿石能挣二三十块钱。在用雷管炸开的黑漆漆的洞里，干电石燃烧的灯发出难闻的气味。他的衣服上还打着硬邦邦的补丁。

拥有一件新衣服和不再受苦受累，几乎是他最初离开家乡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