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没人能想到，当年的“红腰带”能一路延长到北京。

有好几次，他都以为自己已经冲在了最前面。甚至在背上母亲用编织袋做成的背包、走出村庄的那一刻，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

这些“成功”的天花板不断被现实打破，他一次次意识到，自己面前永远有一堵更高的墙，墙外是更大的世界。

在长治一家汽车配件厂当临时工的时候，他是厂里最卖力的，当时只有一个去北京当保安的名额，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保安培训基地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到北大保安队的一班，三个月后，就当上了班长。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买的新衣服，那是一件花了8块钱在地摊上买的白衬衣。对于每月工资几十块钱的他来说，这是最昂贵的东西，只有最重要、最干净的场合才会穿，洗衣粉都比别的衣服多用一点。

他穿着这件白衬衣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又穿着它走进了考上北大后的第一次课堂。但是在那里，即使穿着那件最宝贝的白衬衣，他也不敢跟任何人讲话。

“有时候除了努力，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最近一次全校讲话中，他对着几百名师生说。台下的学生们齐刷刷地仰着脸。他们穿着军绿色的制服和迷彩服，像极了张俊成当年的保安制服。看着他们，张俊成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这个“报告厅”其实就是学校的食堂，玻璃窗框上的绿色油漆已经剥落，舞台的前端坑洼不平。而坐在这里的一些学生家里，写“福”字只用得起白纸，墙面跟地面都是灰黄的。学校贫困生的比例为10%，每到过年过节，张俊成总会组织老师为他们送去米、面和油。

“这些东西也许就能让他们过好一个春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过春节，庆祝的方式就是喝到一碗肉汤。

现在，他要带着800多名学生活出更好的人生。从北大毕业回乡时，他带回了整整3麻袋的书，每到一处职业学校工作，就会把这些书都带过去。很多书都是北大的教授推荐的。

在北大上课的日子，他会陪着老教授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听对方讲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也会接过教授开的书单，去地摊上一本一本地翻。“月底如果剩下三四十块钱，可能会都用来买书。”他把一本名为《书祭》的小说反复看了好多遍，里边的主人公需要每天拾粪，却经常趴在教室窗外偷听上课。他觉得这个人像极了自己。

那些书跟着他挤上了从北京回乡的火车，如今在一间图书室里，跟6种报纸、四五万本书放在一起。那是他为学生们打造的“外面的世界”。一次大雨，他担心图书被淋湿，在半夜两点赶到了学校。

他把学校当作一个“军事训练场”，早上五点五十分，他会准时来到学校，等着跟学生们一起跑操，检查要求叠成“豆腐块”的被子。每天晚上，他要花两个小时在17间教室来回走动，看着学生们上晚自习。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学校在仪器设备上的投资已经上千万元。在今年即将开始的招生中，他将计划招收人数扩大到600多人，并坚持着最初的想法：“办学校并不是为了营利，学生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的张俊成似乎很少跟“落后”扯上关系了。甚至他的每一天都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的。每天睡前，他会把第二天每个小时的日程都安排好。他最新的计划是，10年之内成立长治第一所民办大学。

距离当年那场高考已经有22年了。对他而言，那并非实现人生跨越的唯一方式，却是“必经之路”。有时他会想，如果当时自己做保安时没有被分到北大，也许人生就是另一种光景。但他不愿意把自己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幸运者”，他认为自己是“实干阶层”中的“努力者”。

尽管他的“成功”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个例。在他带过的职校生中，能够“出人头地”的大概占30%。但他认为这个社会是完全公平的，“从来没有人会阻拦你努力”。他的办公室有一张匾额，上面写着“天道酬勤”。至于自卑，那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在他之后，有许多人曾经或者正在复制他的“成功模式”，包括自己在职校的学生。那位学生被他送到北大保安队，也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北大行政管理学院。

张俊成为学生感到高兴，却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可以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每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而我也只不过是个平凡人罢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陈轶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