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成群结队”送钱，官员“前赴后继”落马

“我认罪、悔罪，也希望我的案例能警示身边的朋友们，扎好廉洁自律的藩篱，不要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猎物!”日前，在安徽省霍山县法院的庭审现场，袁文声泪俱下。

袁文所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多为安徽一些学校的领导。据检察机关审查，袁文2008年以来的36项受贿事项，有34项来自各类学校，包括11所本科院校，22所大专、高职院校和1所中专学校。

据统计，这些学校几年中合计130次给袁文送钱150万余元。而他们的“别有用心”其实并不“特别”，主要是想借助袁文手中的权力，多批招生计划、专科升格成本科或学校更名等。

在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中，“学校成群结队送钱”的对象不止袁文一人。

据检察机关指控，袁文所在部门的前任处长、后升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的杨德林，先后42次收受18所学校的贿赂。

袁文的同事、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先后95次收受39所中学校长和6名区县教育局局长的贿赂，在省级示范高中评审、规范办学行为监管、项目审批等方面为其提供“关照”。

“安徽教育行政审批腐败涉及面之广、行贿受贿次数之多，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职务犯罪领域相对也很突出!”一位办案人员说。

招生计划腐败：“实权部门”掌握学校“生命线”，“审批弹性”成“寻租暗门”

“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实权部门’和‘冷门部门’的差别很大，‘实权部门’白天门庭若市，晚上常有饭局。”安徽省教育厅一名落马官员自述，党的十八大之后，他明面上的饭局少了，暗地里的“权钱勾兑”却“停不下来”。

记者调研了解到，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中落马的几名官员，都来自手握审批权的“实权部门”。如杨德林和袁文曾先后任领导的计划财务处(后分立为发展规划处和财务处)，就负责拟订全省省属高校、中专的招生计划，指导高中制定招生计划，以及学校设置、撤销、更名等的申报和审核等。

“多招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招生计划可以说是学校的‘生命线’。”安徽一所省属高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每年的招生计划都要报给省教育厅计财处审批，而全省的招生计划有一个总盘子，在学校之间存在竞争性，“给他的多了，给你的就少了，所以很多学校争着去省厅拉关系”。

翻开袁文的起诉书，34所向其行贿的学校几乎都与招生计划有关，有的学校为了多争取计划，更是长期“打点”。如某学院一名副院长从2007年到2016年间，6次在春节前给袁文送现金、购物卡;某大学一名副校长和一名院长，从2010年到2014年“年年不漏”，5次共送给袁文购物卡4.6万元。

那么，送钱就能多搞到招生计划吗?“审批每所学校每年招生多少，虽然有软硬件条件、历年生源状况等依据，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弹性空间’，审批时很容易找理由。”曾在安徽省教育厅工作多年的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记者发现，一些学校的招生计划增幅，与送礼数额的大小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如某学院领导2009年、2010年两次共送给袁文15万元，该校的招生计划数“两年翻一番”，从2008年的1300人，跃升到2010年的26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