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设立、升格腐败：为获得“金字招牌”，几十所学校“金钱公关”

学校的设立和升格，也成为“审批寻租”的重要方面。据办案机关审查，杨德林和袁文各自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都来自一名叫张明亮的商人，他为了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向杨德林行贿55万元，向袁文行贿46.5万元、金条10根。

专科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意味着办学能力、教学水平得到认可，含金量更高的“本科招牌”带来的是更好的声誉、生源和收入。起诉书显示，近年来安徽多所民办专科高职院校在升格为本科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

近年来，全国多省启动“省级示范高中”评选工作，入选的学校相当于获得了一块“金字招牌”。在安徽省教育厅，负责制定“省级示范高中”评估标准及指导实施的部门是基础教育处，该处原处长缪富国在评审过程中先后收受39所中学的贿赂。

据了解，向其行贿的中学不乏“名校”，行贿人包括多名校长、“名师”。他们行贿请求“关照”的不仅有通过评审，还有入选后的评优、对规范办学监管的放松，乃至出现问题后的“轻查处”。

2010年以来，安徽有多所“省级示范高中”因存在违规问题被“摘牌”。其中几所中学为“复牌”，由校长或所在区县教育局局长等向缪富国行贿，也很快“得偿所愿”重获“金字招牌”。

行贿、受贿逻辑：学校办学逐利与官员私欲膨胀相裹挟

记者调查了解到，作为教育腐败窝案中的行贿方，涉案学校存在着强烈的逐利冲动，不惜通过行贿的方式“公关审批”，借行政权力之手获取利益。

“评上省级示范高中，校长的级别可以从科级提高到副处级，学校每学期学费从350元提高到850元，招生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好生源。”安徽一所中学的校长说，“示范高中”的金字招牌关系到名气、收入和政绩，因此学校和市县教育系统的领导都积极性高涨，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找关系，送钱只是手段之一。

多一个招生指标就能多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一笔学费等收入。在高等教育资源仍相对稀缺的背景下，不少社会资本“把学校当企业、把教育当生意”，为升本科、多招生大肆行贿。

据办案机关审查，安徽文达集团相关负责人，为旗下的安徽文达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升本科、搞计划，先后8次向杨德林行贿3.2万元，6次向袁文行贿15.9万元。

“升本”后的文达信息工程学院，成为文达集团的“现金牛”。2015年，文达集团因负债近20亿元导致旗下多个园林、培训、互联网企业倒闭或停办，文达学院每年的巨额学费成为偿债的筹码。

“我本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可是随着职务的升迁、手中权力的增大，朋友圈发生了变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围绕在身边。”作为受贿官员之一，袁文介绍自己贪腐的起点，说随着恭维奉承的人增多，“开始飘飘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觉得吃点、喝点、拿点没什么”。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加大，袁文自述“很害怕”，想就此断了受贿行为，但仍不断有“关系好”的学校领导来行贿，而她已被这种“权钱交易”的关系网所“裹挟”，难以自拔。“尤其是一想到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抹去曾经犯下的过错，心里就非常绝望。这世上有很多事一旦开了头就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