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余姚河姆渡考古发现轰动世界，400平方米的古粮仓内堆放着120吨稻谷。世界考古史记载，最早发现水稻的记录是印度和泰国。河姆渡的发掘改变了这一记载，出土的水稻距今7000年，比印度和泰国都早，河姆渡因此被称为“古代水稻圣地”，稻谷首先由印度和泰国发现的历史被改写。日本人更是把河姆渡奉为“世界水稻圣地”。

然而“圣地”正在被世俗侵蚀：河姆渡遗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仅4户人家，到20世纪80年代已繁衍成两个村庄40多户和3个工厂，轰动世界的遗址正在被蚕食。

一个省文物局局长，没有决定行政区域搬迁的权力。毛昭晰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突然，他想起对文物很重视的老省长李丰平，遂登门拜访。

听了毛昭晰的汇报，李丰平坐不住了：“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现场座谈会召开了。会议决定，遗址现场的村庄和工厂限期搬迁，经费由省、市、县三级财政解决。更使毛昭晰振奋的是，就在这次会上，他关于建立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议得到通过。

1993年，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1986年某日，一位长者走进毛昭晰办公室，递上了一封由绍兴四位社会贤达联合署名的《为保全绍兴市秋瑾纪念碑的紧急呼吁》。

读罢此信，毛昭晰眉头锁紧。

绍兴，一个具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在城市化浪潮中，古城的文物也面临危机。秋瑾纪念碑矗立在绍兴市中心的解放路上，有人认为妨碍交通，市里决定搬迁。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投书者是邵鸿书，绍兴稽山中学校长。“秋瑾纪念碑不能拆啊！”老人对毛昭晰说。

“绝对不能拆！我一定不让他们拆！”毛昭晰坚决地说。

送走老人，毛昭晰拨通了当时正在绍兴市有关领导的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绍兴市长办公会议已作出决定，搬迁恐已无法避免。

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毛昭晰马上驱车奔赴绍兴。

毛昭晰找到绍兴有关领导游说，陈述的理由很充分：秋瑾是全国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难后，灵柩和坟墓11次被迁，这样一位为民族牺牲的烈士，不能让她的遗骨都不得安宁。秋瑾1907年被清政府杀害后，是周恩来总理的姑父王子余先生提议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纪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处”——她就义的古轩亭口，蔡元培写的碑文，手书碑文的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

这样一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文物，绝对不能拆。

有关领导解释，搬迁是为了市民出行更方便。秋瑾就义未必就是现在的轩亭口，迁移是为了更好保护。毛昭晰则坚持：秋瑾就义的地点，纪念碑碑文写得清清楚楚，是秋瑾的“正命之地”。秋瑾是革命先烈，我们后辈要对得起这些先烈，保住秋瑾纪念碑就是保住中华民族的正气。

毛昭晰通过各种途径做工作，回杭州后又火速给绍兴市发函，制止搬迁。一系列工作终于产生效果，秋瑾纪念碑保下来了。

毛昭晰保护秋瑾纪念碑的事传开后，在文物界反响强烈，在纪念秋瑾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长春师范中文系教授郭长海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起立向毛昭晰鞠躬致敬，表达他们对为保护文物作出重要贡献者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