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荆斩棘

《武侠》遭遇重挫,他曾深深怀疑自己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此后十年,古装大片几乎成为每位华语大导演拍片的首选。原本擅长现实主义题材的陈可辛也决定试一试。

“用‘被迫’这个字眼有点过,但说实话,要不是市场需要,我是没有拍大片的虚荣,也从来都不喜欢拍大片。”陈可辛坦言,在那个年头,电影院消费对老百姓来说仍然偏高,观众去电影院希望能看到“奇观的东西”。“不是说他们不看文艺片或者现实题材,而是他们觉得小片儿在碟上看就行。但他们用碟片看,我们就没有钱拍戏了,就没有人支持拍片成本了。”陈可辛素来看重观众需求,想通了这一商业逻辑后,他也开始挑战自己并不擅长的古装题材。

但他也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只拍自己喜欢的商业大片。“大片也可以有文艺的成分,也可以有故事。”陈可辛觉得,现实题材里想讲的人生命题,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人性善恶,依旧可以用古装大片去包装。

在这样的创作原则下,2007年底,《投名状》横空出世。这部重新演绎张彻经典《刺马》的古装大片,以深沉写实的风格,展现了三位结拜兄弟之间的恩怨纠葛,武戏惨烈血腥,文戏则大胆质疑兄弟义气。

拍摄该片时,陈可辛才真切感受到做合拍片的冲击。他自嘲“中文只念到六年级,看中文剧本都有困难”。《投名状》开拍第一天,一场劫军粮的戏原计划拍七天,结果生生拍了一个月,令陈可辛一度觉得“完蛋了”,第一场戏就拖成这样,后面别想拍了。他甚至沮丧到想主动请退,让投资方换导演。

从没拍过武打戏的陈可辛还出现了“外行指导内行”的尴尬:他想追求写实的武打风格,因此要求动作指导程小东“一个威亚也不要用,一个花哨的招式都不要设计”,程小东绞尽脑汁,几近崩溃。直到十天后男主演李连杰进组,既懂动作,又熟悉导演,陈可辛和程小东之间终于有了个“翻译”。

《投名状》上映后,票房突破两亿元,排名2007年全国电影票房第三位,更将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双双收入囊中,李连杰也凭借片中略带反派性质的突破表演加冕金像奖影帝。这部电影后,陈可辛的老搭档许月珍舒了口气,觉得终于度过了合拍片的适应期。但令二人都没想到的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2011年的《武侠》上映后却票房惨淡,口碑也摇摇欲坠。那是陈可辛北上的第七年。《武侠》票房比预期少了四五成,而陈可辛自己也是影片的投资方之一,遭遇重大损失。当时正逢酷暑,外面骄阳似火,他的内心却如坠冰窟。之后母亲去世,打击接踵而来,那是陈可辛人生中最为沉重黑暗的日子。

“《武侠》的负面评论让我那段时间一直在怀疑自己,怀疑的不只是能力,甚至是素质。”他虚心地看了很多批评言论,不停地反思,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不喜欢《武侠》的观众面前,我就是败了。”

回归初心

做擅长的现实题材,现在拍片状态最好

“要是《武侠》票房好一点,没败得那么彻底,也许我还是会继续走那条路。”陈可辛承认,因为发现当时的大片之路走不下去,他才决定回归自己原本擅长的现实题材。

《中国合伙人》这部讲述上世纪80年代三个好友创业的电影,便是其电影生涯的又一次大转折。如今,他微笑道:“很重要的事情要回头来看,每一个错的地方日后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一个对内地生活并不熟悉的香港导演,要拍现实题材,谈何容易?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提供了《中国合伙人》的原始剧本,但那更像是一部自传,离剧本还差一段距离。陈可辛找来合作多年的香港编剧林爱华写了一稿,然而剧本还是“不太内地”。陈可辛希望影片能呈现出内地三十年的时代变迁,这就必须找到一位合格的内地编剧。直到遇上青年编剧张冀,陈可辛才觉得,这部戏能成。他还找来一位内地执行导演把关,随时提醒他哪个场景拍得不对。

《中国合伙人》上映前,陈可辛还破天荒地做了观众测试。当时,这一好莱坞流行的电影口碑调查方法在内地市场还相当罕见。

陈可辛的团队从豆瓣等网站随机找来一批年轻观众,他们多是80后,几乎没有电影专业背景。看完影片后,为防止互相影响,不让观众交流,马上填问卷。喜欢哪个段落,不喜欢哪个段落,提问非常细致。测试结果出来,好评率百分之九十左右。

2013年5月,《中国合伙人》正式公映,5.5亿元的高票房,观众夸赞影片接地气、还原时代氛围、激励人心。这部戏的成功让陈可辛看到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力量。找对方向后,他又于2014年推出《亲爱的》。这部根据“打拐”新闻改编的亲情伦理片,在描摹内地社会现实的力度上,比《中国合伙人》更深入,取得了口碑和票房双丰收。

现在,陈可辛拍内地现实题材已然有了底气。“难道内地导演真的比我更了解农民吗?难道我拍《甜蜜蜜》的时候真的体验过新移民到香港的状况吗?拍电影需要的是观察力和对细节的敏感度,而我就是对细节很敏感的导演。”

不少人猜测:陈可辛能在电影里对内地社会有这么细致的刻画,他一定已经融入内地的生活。然而,事实刚好相反。陈可辛从来没在街上吃过烤串,也不喜欢吃麻辣火锅。至于内地的生活经验,更是局限在酒店、工作室,苍白得可怜。能拍出接地气的作品,全靠他在工作中有意识地了解——他非常重视培养内地的编剧团队,每周都开例会与他们一起沟通,聊正在拍的项目,聊未来的计划,聊当下热门的社会新闻。网络也成为陈可辛了解内地年轻人的一大窗口。他在微博上叫自己“三姑丈”,会经常回复网友的问题。

但在生活上,陈可辛仍是一个地道的香港人,或者用他的话说,“更像一个南方人”。

“我在番禺拍戏时觉得那里的饭菜很好吃,但北方演员就不喜欢,满大街找烤串、麻辣火锅。”陈可辛有点无奈地表示,北京也有几家喜欢吃的餐厅,但他几乎没什么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也很少参加朋友饭局。北京对陈可辛来说更像是一个工作场所,几千公里以外的香港,才有他可以放松的理由——他坚持接送女儿上下学,周末还要陪伴家人。

有些人抱怨香港导演全都来内地拍戏,不管香港电影了。陈可辛直言,这一逻辑不对。他说,香港只有几百万人口,电影市场的衰落是自然规律,即便自己留在香港也不代表能拍戏。

“好莱坞近一半的明星和大导演都是澳洲来的,但澳洲没有电影市场。在澳洲,只要稍微红一点的电影人都会被吸到好莱坞,因为他们都讲英语。内地和香港都讲中文,我肯定会被内地吸引过去。”而香港作家马家辉则评价陈可辛:“他是愿意把束缚当作是自由的创作者。”

北上的这些年,陈可辛赶上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他觉得现在有稳定的合作团队,能自己掌控电影项目,属于最好的拍片阶段。他感慨,虽然这些年在内地拍得很苦,但的确拓宽了自己的路。“真的不能想象,要是没有内地市场,我现在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