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兰拿着记满保健品公司联系方式的电话本。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摄

和保健品作了两年斗争，黄秀兰还是没能彻底和它们“一刀两断”。

她换了手机号码，见到发传单的保健品推销员转头就走，扔掉了藏在柜子里、床底下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面对没有“蓝帽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保健食品标志——记者注)的山寨产品，不管吹得再天花乱坠，也不再动心。可她每天口服的保健品从4种慢慢变成了10种，每一份都要几千元。

曾经，在一档电视上的广告里，她看到正襟危坐的专家讲述一款治疗风湿病的喷雾剂“是三代祖传秘方”。老人笃定，“电视里出现的东西总不会是假的吧？”随后就下了单。后来在新闻报道中，她才知道这个节目里“正正经经”的专家就是某话剧团的临时演员。

从1998年第一次接触老年保健品到现在，这位浙江大学的退休心理学教授说自己为此花费了差不多40万元。如今，她不仅以亲身经历写书，揭露老人买保健品的4种心理，还作为“幡然醒悟的打假斗士”上了电视节目。

黄秀兰开始总结起保健品公司“忽悠”老年人的套路，再也不拿起那个记满保健品公司电话的黑色电话本。但生病的时候，还是那些推销保健品的“小陈”“小王”最管用。前不久黄秀兰住院，近 10位保健品公司的业务员争相前来探望，有时候还会主动帮她洗衣服。

除了写书，黄秀兰还在某个每月举办一次的健康训练营做讲师。她总是乐呵呵地站在讲台上，讲解“老年人心理健康”话题，但讲座结束，主办方也会适时地推荐自己公司的系列产品。

在类似的讲座上，黄秀兰也曾做过观众。最初，因为看着同校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教授行动敏捷，黄秀兰开始效仿对方吃蜂胶。后来老伴被诊断出了癌症，一碰到和“癌”相关的字眼，黄秀兰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但凡是和防癌能沾上点儿边的产品，她“能买的都买”。买得最凶的一年，黄秀兰一共拿回10余种保健品。

号称专门给领导人调养身体的“红墙名医”推荐她买过“植物甾醇”，宣传可以“起死回生”的蚯蚓提取物口服液也曾被她提回家。从几毫升就要上千元的营养口服液，到6万元一台用于汗蒸的“频谱屋”，还有一疗程10万元的“松珍”胶囊，都出现在这位退休老人的购买清单上，其中最夸张的要数宰杀好的整只蓝孔雀。

一开始，黄秀兰也不觉得买保健品有什么错，“我们经历过枪林弹雨，想买点保健品怎么了？”广东省台山市人黄秀兰从小在广州出生、长大，抗战时广州沦陷后随家人搬回老家上学。小学四年级班里30个同学，男生饿死了12个，剩下的女生几乎全嫁到了附近几个能吃饱饭的村子。

说起这段历史，黄秀兰的眼泪哗哗往下流。她记得清楚，自己的公公，一位被战争雕刻得满身枪眼儿的军官，暮年站在家乡拔地而起的一排排高楼下感叹，“我现在还不想死”。

起初，她只是想为老伴的病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之后就是疯狂地给自己打起“预防针”——除了防癌，还要控制自己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毕业，翻译过《维果茨基全集》的老教授觉得自己 “还算理智”：“就按找上门来的产品来说，如果不加选择地买，那100万元都有了。”

黄秀兰购买的保健品，近一半都来自一个叫小刘的推销员。小刘刚和黄秀兰接触上就热情得很。“下雨了，阿姨不要出门”“最近身体怎么样”……每隔两三天就会主动打电话问候。

那时，老伴去世后，才搬到广州不久的黄秀兰“六神无主”。她和大女儿及女婿生活在一起。白天，孩子们上班，她就在屋里看资料，洗衣，做饭，经常“傻傻愣愣”，不喜欢和身边的老太太拉扯家长里短，对楼下唱歌跳舞的老人团也提不起任何兴趣。

她躲避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际交往，唯独躲不过保健品公司。几年间，黄秀兰曾被不计其数的业务员堵在菜市场、公园和广场门口，常常回到家就是满手的传单。偶尔去深圳的儿子家短住，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能多出几个“干儿子”。

“根本用不着自己去找，保健品会想方设法地找上你。”最多的一天，家住广州的黄秀兰接到过20多个保健品公司的推销电话，最远的一个来自黑龙江。

不少保健品公司和黄秀兰都守护着共同的“秘密”：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最安全的交易时间——儿女上班了，打扫卫生的阿姨还没来，黄秀兰常常将买来的保健品直接塞到床底下。

黄秀兰没少见老人家庭关系因此撕裂。比如，她的妹妹退休前在广州的医院做儿科门诊医生，平均下来，一年能买一万多元的保健品。儿子、女儿一看是保健品公司找上门就大门紧锁，老伴被逼急了给她丢下一句：“再买我就和你离婚！”

黄秀兰的女儿女婿“很开明”。因为从事与医疗器械相关的行业，每回出国总会主动地给黄秀兰带维生素、钙片这样基础的保健补品。“他们能理解我。”黄秀兰说。

但更多时候，黄秀兰也不愿意和“善解人意”的女儿“啰嗦”。“她们总说我买的没用，东西不好要挨批评。很多新科技我们不知道，但她们说得更多的是‘和你讲你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