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砥砺奋进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脚步从未停止，实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而博物馆里的一件件文物，就像一个个深刻而坚定的脚印，见证着曾经的艰苦历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几件关于党代会的红色文物展出颇为引人瞩目。这些文物，不仅展示着当年党代会时的点点滴滴，也向世人讲述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纲领，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申明了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一大通过的纲领，其产生不是偶然的。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再到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相结合，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经过许多艰苦的努力。

一大召开以前，许多共产主义者都围绕建党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也是一大通过的纲领产生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发展史上，中共一大纲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后来党章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遗憾的是，一大召开期间经历了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搜查，因此中共一大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草案原件和经过会议形成的中文原件，没能保存下来。

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曾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对于找不到的原因，他没有直接地说明。但一份题为《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的俄文档案中有所涉及，陈独秀在谈到党的经费时说：“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一大档案的遗失，使得中共一大的历史一度成谜，甚至于当年的代表都无法清楚地回忆起一大开会的日期。这种状况直到1957年才出现了转机。这一年，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在整理这批文件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中共一大的有关档案，其中就有这份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这份俄文档案是什么时间由中文译成俄文的，又是由谁在什么时间带到共产国际的，目前都无从考证。

中央档案馆筹备处曾将此件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并送请董必武帮助鉴别。董必武在1959年9月5日的复信中说：“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1960年，美国学者韦慕廷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版和其他一些文件是作为附录文献出现在论文后面的。

经对照，英文本与俄文本的内容基本相同，均为15条；其中第10条内容后，均缺少第11条的序号和内容，其余条文要点基本相同，仅文字稍有出入。两种文本在第11条都有注。俄文本第11条注：“遗漏”；英文本注：“陈的稿本上没有第11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10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

两个译本共同证明：中共一大确曾存在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的内容一共名义上15条，现存14条，缺第11条。

这条被“遗漏”或被抹去的内容会是什么呢？

根据一大的其他文件和党在后来的实际活动来看，可以推断这一条是有关党的宣传工作的。

从行文上看，第九条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第十条说的是组织工作；第十二条说到地方委员会的财政等要受监督。全文没有专门的条款来谈宣传工作，不仅和一大以后党的实际情况不符，和同在一大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也是不符的，因此可以推断第11条有可能说的是党的宣传方针、计划和政策，因为比较具体、秘密，所以没有公开。

在肯定中共一大纲领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中共一大纲领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纲领条文比较简单，内容和结构都不够完善；在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时，没有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别联系起来，没有找到实现最终目标的具体步骤；无论在内容的表述、用词上还是从体例上看，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深受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影响。当然，这些缺陷的存在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毕竟，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预先设计好革命的蓝图以后再进行革命，规律和认识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