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到浓时,事入细处

职业生涯中,龙墨经年累月在门诊积累经验,也为引入国际技术与经验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听觉口语法(AVT)”是国际上较为通用并认可的康复方法,起初,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引入的是碎片化内容,而系统引入需要庞大的工作量。区别于英语等其他语言,汉语是有调语言,仅此一点,该方法的汉化不仅需要翻译,还需要新的研发。

10年前,龙墨就参与到与台湾等地的机构合作之中,将此方法引进中国大陆地区,并根据发音特点进行完善,形成完整的聋儿个别化教学体系。如今,这一方法在中国大陆聋儿康复工作中已被广泛使用。“一点点地引入、研发和应用,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无数聋康人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这几年,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受中国残联委托,承担了一个组织编写六类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教材的大型项目。在聋儿康复训练方面,中心的办公室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龙墨和她的团队成员们一次次地讨论,一次次地否定,一次次地修改。

比如,学前阶段聋儿康复训练所用的挂图是什么样?这个问题甚至让设计厂家改到快“崩溃”的地步。根据挂图对应的年龄不同,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色彩对应多大的年龄?是用实物的图像还是用动画的形式呈现?如果是动画,这个卡通形象孩子喜不喜欢?从孩子的认知角度考虑,这幅挂图是否能让他们一看到就能联想起对应的内容?等等。

就是这一套基础性的教材,其编写过程经历了繁复的细节讨论。尽管如此,龙墨仍有点忐忑:“我不知道最终效果是否理想。要将教学实践上升到理论,能够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内容予以出版,这是一个很踏实、需要磨炼工夫、耐得住寂寞的过程。”

“借鉴和创新,是这样一点点地‘抠’出来的。”龙墨认为,创新和引领并非飘在云端的奇思妙想,而是由基础工作的无数次渐进促成的,是在一代代聋康人为之奋斗努力奉献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龙墨觉得,自己在听力这个领域扎根多年,为聋儿群体鼓与呼是自己的责任。渐渐地,在履职过程中,她的关注面越来越宽,也意识到更大的责任:“我最初关注聋儿,后来关注所有残疾儿童,进而关注整个残疾人群体以及残疾人工作者。某种程度上,我是他们的‘代言人’。”

政协委员的身份与职责打开了更大的视野。龙墨多次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讨论,去年6月还参加了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建言。她那研究型、积累型的职业习惯,为委员履职提供了很大的助力,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只要一出门,龙墨就像得了“强迫症”似地观察身边的地铁、商场、街道等公共场所中的无障碍环境。眼看到自己的婆婆因为膝盖损伤,上下楼不方便,这启发了龙墨,她特意去地铁站仔细查看,发现地铁扶梯边安装了轮椅滑轨,却被尘封起来。由此,她建议,无障碍设施硬件有了,但软件(管理)也不能缺,助残要“软硬兼施”。

情必近乎痴方始真。龙墨还有个“怪癖”,她上街特别爱看别人的耳朵。一家人散步时,她会一边看一边跟家人讨论:“你看那人是不是戴的咱中心的人工耳蜗?”“这人是戴的助听器吗?”看完后觉得很亲切,“就像观察人们戴眼镜似的。”

龙墨眼中,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与聋儿康复工作有相似之处,马虎不得,建言献策应该建立在翔实的调研基础上,建议要清晰,还要融入真情实感。

2017年全国两会前夕,龙墨收到一封来自河北省崇礼县的来信。一位老人在信中跟她倾诉自己的烦恼,外孙今年读高一,画画很好,因为佩戴人工耳蜗,她担心外孙在艺考当中被不公平对待。老人“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她希望将自己的担心转达给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如果我的孩子能(考)出去,我死而无憾。”这封来信深深打动了龙墨:“残疾人也好,聋人群体也罢,其实里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的个性、需求各不相同……”

2017年全国两会上,龙墨以《多举联动精准扶助让更多贫困残疾儿童幸福快乐成长》为题所作的大会发言,其中有一句话打动了许多人:“尽管我们每天接触听障孩子,但当听到孩子经过康复清晰地喊出‘妈妈’‘老师’,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