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海外代孕机构负责人刘保君第一次见沈新南时，沈在不停地抽烟。那是2016年6月，梅雨季，他们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初次见面。沈新南手上的烟还没熄灭，立刻点上另一根，眼里满是焦虑和怀疑。

在刘保君之前，沈新南接触了几十家代孕机构。仅上海一地，他至少认识30家。

从打官司时起，各种国内地下代孕机构便蜂拥而至。他们承诺，可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和医院协商拿回胚胎，但都没成功。为此，沈新南还被骗了不少钱。

等到胚胎拿出来，需要找人代孕时，这些机构又退缩了。“代孕成功率一般只有50%左右。他们都怕担风险，毕竟只有4个胚胎，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沈新南也不放心，毕竟在国内医疗机构代孕是被禁止的。

还有一些机构，声称可以去海外代孕，比如去美国、乌克兰、俄罗斯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代孕是合法的。

这些海外代孕机构打着免费代孕的旗号找上门。沈新南虽对“免费”二字心生警觉，却不甘心放弃代孕的机会，接触了其中一家。

2016年初，沈新南受一家赴美代孕公司之邀来到上海。刚一到，公司负责人就说第二天要召开媒体发布会，帮他众筹代孕费用。沈新南被“吓到了”，偷偷买了车票第二天一早便返回宜兴。

与刘保君见面时，沈新南已经听了许多代孕培训课程，成了半个专家。刘自称是中国最早从事代孕行业的人，懂技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有过不少成功案例。

从能否开出医院接收胚胎的证明、如何保证液氮环境，到怎样解冻胚胎、怎样进行移植手术，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刘保君在回答沈新南的问题。刘保君还看了4枚受精胚胎的相关医院文件和资料，感觉胚胎质量、分裂冷冻情况相对较好，“（代孕）成功率比较大”。

经过协商，刘保君决定以成本价为沈家代孕，“代妈20万，一年生活费10万”，做不成，不收钱。

此后，双方又通过十多次电话，也为代孕、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争吵过。比如，代孕妈妈中途流产要不要退钱；流产后的治疗费用谁出；孩子出生后不健康，谁来负担治疗费用……

最终，沈新南把这些责任一股脑揽了下来。

多国出台禁止商业代孕法令

紧接下来的一关是：如何把胚胎送到老挝。

之所以选择老挝，是因为与刘合作的柬埔寨代孕妈妈养胎基地不能用了。该国于2016年10月颁布了禁止商业代孕的法令。而此前，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颁布了禁令。因此，未出禁令的老挝成为世界各地商业代孕机构的新宠（老挝也于2018年1月出台法令，禁止商业代孕）。

2017年1月初，刘保君的几名同事从云南出发，到老挝境内自驾游。那只装有胚胎的液氮罐得以带出国境。

选择这个过程带出胚胎，刘保君等人也颇费周折。

按照一般程序，寻求代孕的国内夫妇只要办理旅游签证，就可以到国外医院提取精子、卵子，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医院会将受精胚胎移植到代孕母亲体内。孩子在国外出生后，父母可再次办理旅游签证出国，到代孕医院开具出生证明、进行亲子鉴定。

“还要到当地的中国使领馆为孩子办理中国旅行证，然后就可以一起回国了。”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只要父母一方具有中国国籍，且未获得其他国家国籍，便可办理中国旅行证。

然而这次不是普通的海外代孕：需要出入境的不是人，是4枚受精胚胎。

2018年4月8日，新京报记者分别致电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云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三方均表示，受精胚胎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比较难办，此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检科的工作人员表示，“我这里出去问题不大，要不然你问一下对方国家需要哪些证书。如果有个胚胎进境的话，你需要的手续是很复杂的。”

该局卫生检疫科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新京报记者，先准备好情况说明、法院判决书、国内医院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的证明，以及国外医院愿意接收胚胎、愿意做代孕的证明。“然后我把这些材料发给省局，给他们看一下（再考虑具体如何处理）。”

刘保君接手胚胎前，从未做过运送胚胎出境的尝试，其他海外代孕机构也缺乏类似经验。

他最先想到了航空托运。“因为液氮不会爆炸，很多航空公司没把它列为违禁品。”但当他告知航空公司想要托运“胚胎”时，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这种东西不允许运输。”

他还找过一家曾从西班牙运输生物细胞回国的公司。但那家公司说，装胚胎的液氮罐报关报检时必须提供胚胎父母的委托书、体检报告等材料。显然，在沈杰、刘曦过世后，这些材料无法提供。

老挝代妈在广州产下男婴

在老挝，刘保君为胚胎选了一名27岁的代孕母亲坤达。行内人称“代妈”。坤达顺产生过一个孩子，没有传染病、遗传病，子宫环境正常。她还与刘保君达成了口头协定：如果顺利怀孕生子，她将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尽管沈新南对代妈的要求只是健康一点、高一点，“万一怀了双胞胎容易生”。刘保君还是从20多个备选代妈中，挑了这个好看的：“（坤达）个子大约一米六多，长得蛮漂亮，看着很讨喜。”

为了减少妊娠风险，医生从4枚胚胎中挑选了最具潜能的2枚，移植到坤达体内。其余2枚，仍被冷冻在老挝的那家医院里。移植成功后，受代妈自身条件及各种外在因素影响，成功率往往只有50%。这次也不例外，移植了两枚，只有一枚成功着床。

坤达在老挝当地的一栋别墅里养胎。一个院子里一栋三层小楼，住着五六个情况类似的代妈。坤达从不知道，自己子宫内的胎儿有着曲折的身世，也从没与沈新南、胡杏仙建立过任何联系。

沈新南等人对坤达的了解，也只停留在体检报告上。

每隔30天，坤达就要进行一次孕期产检。每次还没到时间，沈新南就会在微信上向刘保君询问坤达和胎儿的情况。刘保君会给他们发一些坤达的近照、视频，每个月去老挝探访时，还会带上沈新南交托的钙片、复合维生素等营养品。

“也不能让她觉得自己受到特殊照顾，和其他代妈不同。怕她有情绪。”刘保君说。

即便胎儿孕育过程十分顺利，但接下来仍有难题困扰着刘保君和沈新南等人。

与其他海外代孕不同，因为沈杰、刘曦已经去世，孩子在国外出生后无法进行亲子鉴定，办理不了中国旅行证。没有中国旅行证的孩子，不能入境回国。

为此，没到预产期，刘保君就为坤达办理了赴中国的旅游签证，安排她到广州的一家民营医院待产。

新京报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无论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均未禁止外国人以旅游签证入境后在国内医院生育。

2017年12月9日，坤达肚里的孩子在广州出生，男孩。沈新南夫妇和胡杏仙立刻从宜兴飞到广州，见到了这个盼了4年多的孙子。

邵玉妹记得，孩子刚出生时还没长开，皮肤皱巴巴地缩在一起，但是“很白”。

外婆胡杏仙给孩子起了个小名：甜甜。她希望甜甜的到来能给他们带来甜蜜，苦尽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