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村，又是企业

独走集体道路的华西村，并未远离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

1985年，吴仁宝动员村民以钱入股，投资村集体。集体控股、个人入股的新型股份制集体经济制度，由此而生。

“当时老书记鼓励村民每人自愿(出)2000元，投到村委会里。村委会一共筹到了几百万，又统一安排到各个企业中去，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企业赚了钱，我们每年会给村民分红。”吴协恩说。

但每人2000元不是个小数目。“那时村民年收入大概700元左右。拿出这些钱，相当于一个人三年不吃不喝赚出来的工资。”在赵荷芬的印象里，当时的2000元足够买一辆高档大型摩托车了。

为了这笔钱，村民们质疑过、反对过。可为了“跟上大家的节奏”，许多没有现钱的家庭不惜向亲友借钱，最终还是入了股。

用村里的集体资金和村民的入股资金，华西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创办了华西锻造厂、华西铝制品厂、华西五金拉丝厂、华西冷轧带钢厂等，效益颇佳。到1991年底，华西村已创办大小企业20余家，完成产值3亿多元。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那时候起，我父亲就每天看《新闻联播》。”吴协恩告诉新京报记者，过去，父亲下地都要带着收音机；此后，父亲每天准点开电视看新闻，“赶不上7点的直播，就看夜里或者第二天的重播。家里人也都养成了类似的习惯。”

据华西村宣传办负责人介绍，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想法再解放一点”，一语消除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犹疑困惑。当时，吴仁宝长子吴协东正在香港参观，率先看到了新闻，一回家马上向父亲汇报。

听到消息的当天夜里，凌晨1点，吴仁宝就召集党委成员开会，要求千方百计进足钢铁企业的原材料。因为他从南方谈话中看到了“中国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可村里的现金不够，到哪里凑足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吴仁宝的办法是：找政府，找银行，找村民。

第二天，吴仁宝带着吴协东直奔江阴市政府。他们要靠着村办企业的资产借一笔大钱，只有江阴市市长点头，银行才能贷款。获得市长首肯后，中国农业银行贷给华西村2000万元。加上向村民个人筹资约400万元，吴仁宝有了底气。

用这些钱，华西村购进了近万吨钢坯、1000吨铝锭、700吨电解铜等原料。没多久，原本每吨3000元的原材料就涨到了10000元。

就在1992年当年，一批工业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进驻华西村。之前低价购买到的原料，为村里节省了近亿元的生产成本。而产品良好的销售情况，又让村里赚得盆满钵盈，“一夜暴富”。

1994年，已拥有钢铁、毛纺、化工、铝型材、钢型材、带管等45家企业的华西村组建了华西集团，村与企业形成双轨发展。

“关厂书记”来了

进入新世纪前后，准备接棒华西村的年轻一辈，有了自己的新想法。

1999年，对金融领域颇为关注的吴协恩提出，应当以上市的方式倒逼企业完善产业制度和管理制度。

在21人的举手表决会议上，20人同意，一人反对。反对者就是老书记吴仁宝。他不明白，有了足够资本的华西村为什么要上市？但他最终听从了大家的意见。

不多久，华西集团A股在深圳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