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猛于虎

实习转正,肖钢的行政级别是23级。编简报的工作干了两年多,突如其来的机会,把肖钢的身份从政策研究处科员变为了行长秘书,那一年是1983年。

当时的行长吕培俭是位“大笔杆子”,原来在财政部系统工作,干到了财政部常务副部长,之后到人民银行任行长。

三十几年过去了,肖钢对吕培俭的印象依旧深刻。在肖钢看来,吕培俭的人品令人钦佩:对党忠诚,勇于担当,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不占公家便宜,严格要求自己,为人低调谨慎;没有一丝官架子,平易近人;是个经历过战争和“文革”浩劫的老干部,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吕培俭当时有意识地培养身边的年轻人,很多文件都放手让肖钢来写,再由他自己来改。一直到了1985年,吕培俭到审计署当审计长,肖钢又到审计署过渡了9个月。

从审计署回到人民银行,肖钢任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那是1985年。综合处负责全行发文的工作,还是和文字打交道,这样又干了两年,他被调到了资金司(后来改称货币政策司)任处长,这个司的主要任务是调控货币信贷。

“对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现在回头看,就是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而我在从事货币政策工作时,见证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推出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开始,也见证了行政指令性确定贷款规模这一方式的终结。我在经历这些改革的同时,也清晰地看到,中国金融改革始终在朝着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前进,中间无论遇到怎样的坎坷,目标方向从未改变。”肖钢这样说。

1988年,国务委员李贵鲜兼任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到人民银行以后不久,人民银行就召开了分行行长例行会议,各个省的分行行长都要参加。按照惯例,总行行长在会议开始时作报告,会议结束时要做总结讲话。

眼看会议明天就要闭幕了,这个总结讲话该怎么做?作为写作班子中的一员,肖钢全程记录了这次会议上大家讨论的要点,据他回忆,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给写作班子开会,研究明天行长的总结讲话如何写,散会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

根据领导的意见,就一个晚上,稿子成型。文字简练,主题突出,有的放矢,受到李贵鲜行长的好评。后来,李贵鲜问刘鸿儒:这么专业的稿子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来?都有谁参与了写作?就这样,肖钢和几个年轻干部出现在了新任行长面前。

此后,人民银行成立政策研究室,31岁的“小肖”成为这个局级研究室里的一位年轻副主任。回忆起这样的职责安排,肖钢认为,这是组织的信任和培养,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如果当时不新设局级机构,恐怕也轮不上自己。当然,在进入人民银行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对于中国金融发生的历史变化,他是亲历者、参与者,一些通过基层调研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对他这位31岁的研究室副主任来说弥足珍贵。

“比如我们经历了几场刻骨铭心的通货膨胀。”至今忆起当年的通胀,肖钢特意加上了刻骨铭心几个字。

第一场通胀发生在1984年,也是肖钢女儿出生的那一年。那一年,货币发行过多,主要有农业丰收,农产品收购增加,市场交易扩大等正常因素,也有扩大职工工资基数,滥发奖金补贴和银行突击放款等不正常因素,加上财政赤字扩大,向央行透支超过计划等,多重因素导致了通胀。因此,1985年加强了货币信贷的控制。

在搞活经济的大目标下,1988年,经济再度热起来,通胀随之而来。和上一次表现不同,这次通胀不仅造成了银行挤兑,还出现了百姓抢购商品的情况。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看到商店里连不会摆头的电风扇‘次品’都被抢购一空。当年人们对钞票贬值深感恐惧,存钱不如存物,即便抢了个不会摆头的电风扇,回去修修总还可以用。”这七八年的经历,使得肖钢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那就是中国要严防通胀,因为这对经济、社会、民心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通胀比较严重的时候,肖钢到一些地方调研,随处可见人们排队抢购商品和排队在银行取钱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障现金供应,满足提款需求,稳定市场情绪,增强群众信心。

1990年以后,我国经济再次进入紧缩期,经济增速下滑,物价涨幅很小,需求不旺,经济从波峰到波谷,党中央一系列治理整顿工作也随即展开。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国发展商品经济才有了新的动力;紧接着,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期间,1992年底,肖钢成为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人民银行政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