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就改革四张“大网”

到了1993年,我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金融领域也出现乱拆借、乱集资、乱提高利率等金融乱象……为此,中央提出,要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

从这时起,肖钢的工作岗位开始远离研究室,走向改革前台。1993年,我国决定外汇体制改革,这项工作于1994年开始实行。

“外汇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当时的背景是,外贸进出口出现较大逆差,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官方汇率5.80元,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跌到8.00元,个别地方跌到11.00元以上,黑市外汇买卖猖獗。原先是双重汇率制,市场分割,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因此改革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取消了汇率双轨制,建立统一的外汇市场,运用计算机网络,集中报价,集中交易,集中清算。”肖钢这样说。

1993年下半年,肖钢被紧急派往上海,在外滩边筹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银行调集各路人马,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自主开发的外汇交易系统,紧锣密鼓地完成了筹备工作,该中心于1994年正式运行,肖钢被任命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首任总经理。这是肖钢走向改革前台后织就的第一张“大网”!

在外汇交易联网的基础上,很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应运而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就是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这是肖钢亲身经历、亲自推动的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第二张“大网”!

时至今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运转顺畅,反响良好。但在当时,围绕我国是否要建立外汇交易的有形市场,业界其实有很大的争议。“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就没有外汇交易中心这样一个组织,而是由银行自主去询价来做。而从国情出发,我们没有分散来搞的条件,不能走欧美银行业那条路,而是采用集中有形市场模式,大大降低了交易的信用风险和清算风险,交易中心既服务于金融机构,又服务于央行调控和监管,央行每天都可以知道境内外汇交易情况,大大领先其他国家央行和国际监管组织。”回忆往事,肖钢历历在目。

在广东之役获胜之后,1998年,肖钢回到北京,出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此后五年,他干了两件事。

一件是推动中国银联成立。

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商场,收银窗口一溜POS机是条奇异的风景线,其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银行卡不能用同一个POS机来刷单。面对这种情况,肖钢主抓实现银行卡联网,这也是他要织就的第三张“大网”,组织各家银行一起研究,最终成立银联公司。“我当时觉得,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多,刷卡支付潜力大,卡片不能小看,这是个产业,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银行卡品牌。”肖钢在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依旧不落后。时至今日,在100多个国家消费支付,国人都可以刷银联卡。

回忆当初,肖钢还说起了一个不为圈外人所知的情况:“‘银联’这个品牌一开始被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使用过,后来我召集各商业银行开会,大家觉得这个品牌很不错,一致通过用银联这个品牌作为全国的品牌。”

第二件得意之事,是建设全国支付系统,这是肖钢推动织就的中国金融改革第四张“大网”。

为什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支付系统?“要解决企业和个人资金汇划效率的问题。比如,以前企业或个人汇款需要7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到账,现在,依托现代化支付系统可以做到1秒钟实时到账,这极大提高了全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但前提是需要央行有一个支付系统与各商业银行连接,确保资金快速、高效、安全到账。央行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支付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搞成。”肖钢解释说。

通过调查了解,肖钢发现,没搞成的主要症结不是工作不努力,也不是中国技术能力和财务能力存在问题。

“建设全国支付系统当时是世界银行给中国金融的援助项目之一,世界银行对此高度重视,当年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标的,最终选中一家外国公司承包,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沟通不畅,项目就这样一直拖着。”这样的调研结论,令肖钢十分恼火。

“中国人自己做这件事不行吗?”带着这个疑问,肖钢又开始调研,他得到结论是完全没问题。

终于有一天,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肖钢,拿着自主推进项目的方案,上了人民银行的党委会议。

“我印象里,党委会是在一天晚上开的,这次会议专门听我汇报这个事。方案最终得到了当时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戴相龙和其他同志的大力支持,人民银行果断地中止了合作项目,改由国内团队接盘,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开发,目的就是把进度、人才、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2003年,肖钢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调任中国银行一把手时,这套系统尚未建成。几年后系统建成,人民银行专门为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仪式,已经换了身份的肖钢,收到了一张特别的邀请函,虽然当时由于新任务在身,没能到现场,但肖钢说他依旧为收到这张邀请函而感动。

政声人去后。时至今日,谈及中国自主研发的支付系统,业界人士依旧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不仅助力了经济发展,为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捍卫了金融安全。

探索依旧在路上

2003年到2013年,肖钢说这十年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在他看来,股份制改革是涉及产权制度的一次全新探索,说到底是现代化银行体制改革。时至今日,他仍然建言,中国银行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2013年,肖钢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直至2016年离开这一岗位。

对于中国股市的发展,他的思考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我在写一本书,书名还在想,有可能叫《化危为机》,主要是总结汲取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经验教训,探索深化中国股市的改革开放,这本书是我作为一个金融探索者,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献上的礼物。”你的改革建议是什么?面对记者的提问,肖钢说,答案要等到这本书出版时才能揭晓。

热爱文字,惜言如金的肖钢,没有给这场历时近两个小时的采访画上所谓“圆满”的句号。

而就在本次采访前,本报记者曾跟随政协调研组下基层,看到调研路上的肖钢认真、投入,便问起他对政协工作的感受。自称是政协一名新兵的肖钢思索了一下,给出这样的回答:“我国已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时代对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为适应新形势,要以‘高质量协商’为主题,研究探索实现的路径,方法与模式。”